“一颗印”是昆明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民居。2000多年前，从出土的战国时期和汉代的当地青铜器上可以见到，昆明滇池畔的民居大多为干栏式、井干式建筑。而今天，我们能够见到的滇池边老昆明城和近郊民居结构则多为“三间两耳倒八尺”的四合院形式：它由正房、耳房和屋宇式门楼等组成，中间围成院落，昆明人称之为“天井”。从上往下俯瞰，其平面方正整齐，如印章钤地，俗称“一颗印”。
杨安宁与钱俊所著《一颗印》（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对“一颗印”有专业和详尽的解读。
昆明“一颗印”民居始于明初戍边移民，成熟、定型于清代早期，体现着各民族文化相互借鉴、融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它与福建围龙屋、陕西窑洞、北京四合院、广西干阑式建筑并称中国“五大特色民居建筑”。“一颗印”曾经是老昆明城内外最普遍、最常见的民居住宅，标准者为两层建筑，也有三层的土木结构建筑，依据环境的不同也有不少衍生变型建筑（如昆明聂耳故居、海晏村由四所“一颗印”组合而成的“七十二道门”民居等）。如今，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昆明城中“原生态”的“一颗印”民居建筑已逐渐衰落，能够保存下来的已很少。
据明万历《云南通志》记载：滇中“民居皆四合瓦屋”（即“一颗印”），这种建筑，将中华南方、北方的建筑文化紧密融合，逐渐形成了“三间两耳倒八尺”的四合院形式。“一颗印”民居一般以土、木、石、竹等天然材料和砖、瓦、石灰等简单材料建成，墙体由土加稻草、竹枝、树枝以及糯米、水等冲夯而成，得来方便，既经济实惠，又令房屋冬暖夏凉。“一颗印”占地面积并不大，一般在180—300平方米之间，但它既可建为独栋，也可建为连排，可增可减，依据经济情况，可豪华，可简朴，样式多样，依建筑“风水”可灵活多变，故其变型“版本”“百花齐放”。昆明属于高海拔、低纬度、地形复杂的高原型地区，所以无论城镇、村寨、平坝还是山区，都适合修建“一颗印”。
老昆明城中，普通的“一颗印”民居现存红花巷4号朱德旧居、节孝巷39号中共云南地下党建党旧址等。而大户人家的“一颗印”则多建为外廊式大四合院，耳房外扩，成为“四合五天井”“走马转角楼”“三坊一照壁”的大“一颗印”格局，如今尚存的有文明街马家大院、景星街懋庐、东寺街将军府等。老昆明农村民居也多是“一颗印”。因为多山，地势复杂，民居坐向也因地制宜，不拘一格。因乡间多风，它多用土墼筑成厚重之墙，可以防潮，阻隔风沙，防火防盗。二楼外墙开小窗，内院则开有大窗，以利通风采光、保持室温凉爽。正房下层为堂屋，上层正中为祖堂或佛堂，侧房住主人，左右耳房上层住子女，下层为灶房、猪圈、马厩等，门厩上层则为储存粮食和杂物之地。
“一颗印”建筑，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因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生活中的一个良好载体。首先，它的布局中正平和，充分体现着中华传统文化中“中和”平衡的和谐思想，“包蒙吉，子克家”，建筑布局分配中还体现传统礼乐之法，正房正中的堂屋居于全院中轴线上端，为一家之长起居和供奉佛像、祖先之所，背墙上常有“天地君亲师”牌位，叫作“祖宗房”，同时又是客堂，有接待客人之用。堂屋左右为主人卧室，两侧耳房则为晚辈居室和厨房等，按照祖规，男左而女右，分别称为“小姐房”和“公子房”。每天晚上，特别是逢年过节之时，全家人都要齐聚堂屋，向祖宗请安。从耳房到正房，必须上几级台阶，以示尊卑——法天敬祖，长幼有序，尊卑有礼，男女有别。此外，孝悌思想也在其中体现。
乐居村民居：融合汉彝风格的“一颗印”建筑群
乐居村位于昆明西山区凤凰山坡上，始建于明末清初，后逐渐形成彝族聚居的村落，至今仍完整地保留着兼有汉族“一颗印”民居和彝族“土掌房”民居风格的村落建筑群，完整地保留着彝族特有的村落聚落格局和建筑形态，十分难得，已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乐居村距昆明主城区10多公里，整个村寨坐西向东，如一把巨大的太师椅稳坐于凤凰山麓，80多栋民居建筑随坡就势，依山而建，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山顶有土主庙、神树、龙潭，为旧时全村生活、生产水源所在，后山有河谷山沟，景致优美。村庄左右山脉护佑，一似雄狮，一似象鼻，山脚有出水龙潭和大片水田。乐居人以故乡自豪，誉之为“上有天池，下有地海；左狮右象，七星伴月亮”的宝地。乐居村中弯弯曲曲地蜿蜒着50多条石板路，村前有永胜河环绕，被称为“护寨河”，河上旧有石桥两座，桥上有瞭望楼，遇到多事之秋，全村人轮流要到楼上放哨守夜。旧时驮着大米和煤的马帮赶到这里，人困马乏、天色近晚之时，多会在这个古道彝村住上一夜。
据考察，在乐居村的80多栋连片古民居建筑中，有30多栋民居的“房龄”为200年以上，40多栋的“房龄”为100多年。建筑形式为典型的“三间两耳倒八尺”的“一颗印”格局。与昆明城区的“一颗印”民居不一样，乐居村的“一颗印”民居建筑糅进了彝族土掌房民居建筑的特质，建筑汉、彝合璧，古今合一，形式小巧，更适合当地气候和农村生产生活的需要。房舍古朴秀美，拙中见巧，于统一中见变化，与环境融为一体，更形成了独特的彝家乡村景观，成为昆明地区一处极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建筑群。
“一颗印”建筑中的历史传奇
“一颗印”里有很多传奇故事，这里摭拾一二以飨。
1.昆明节孝巷39号：云南红色火种点燃之地
昆明节孝巷39号位于今天的青年路和平政街之间，这是昆明常见的“一颗印”四合院，其中左侧暗楼就是当年中共云南地下党的主要活动场所之一，现已被列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26年，正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推荐云南籍中共党员李鑫同志等到云南建党。经过紧张的准备，该年11月7日，共产党员李鑫、周霄、吴澄、杨静珊在节孝巷24号（现55号院）的周霄家举行了第一次党员会议，正式成立中共云南特别支部，这是云南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女共产党员吴澄被选为特支委员。云南红色革命火种就此点燃。
节孝巷建在老昆明东城埂下的一个坡地上，坡地西高东低，形似牛角，旧称牛角坡。因巷内建有孝子祠堂故巷名崇孝巷，后改为节孝巷。这里僻静清幽，又四通八达，当时正处于两个警察区3个守望所的交界处，西巷口有警察三区第六段守望所，东巷口有警察第二区第七段守望所，这里常常成“三不管”的空白地带，便于隐蔽开展地下工作。
由于周霄家所在院子住户较多，特支机关改到现节孝巷39号活动。那是党员黄丽生的家，单门独户，更有利于工作和保密。39号院保留至今，成为中共云南地下党建党历史的见证。
2.昆明呈贡龙街：革命作家张天虚故居
张天虚（1911-1941），原名张鹤，呈贡龙街人，中共党员，著名“左联”作家，著有《铁轮》等文学作品300多万字。早期就参加革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作曲者聂耳的终生至交，曾在日本亲理挚友聂耳善后，主编《聂耳纪念集》，携其骨灰回国。抗战时期，赴延安参加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从事战地演出。1938年随60军参加台儿庄等战役，1939年赴缅甸仰光，担任《中国新报》编辑，进行抗日宣传。1941年8月10日在昆明病逝。郭沫若曾盛赞：“西南二士，聂耳天虚。金碧增辉，滇洱不孤。义军有曲，铁轮有书。弦歌百代，永示壮图。”
呈贡龙街的张天虚故居属于典型的昆明“一颗印”建筑，至今保存完好。1986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列为市级挂牌博物馆。2011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3.陈家营“一颗印”：文科理科两大师的传奇佳话
1940年，日机对昆明狂轰滥炸，昆明西郊黄土坡防空洞被炸塌，西南联大数学教授华罗庚被埋在土里，幸而他那“数学之头”还露在外面，后终于从土堆里爬了出来。遭此大难，华罗庚无家可归，一时又找不到住所。和他几乎不相识的闻一多把他们全家请到离城更远的五华区普吉村陈家营的杨家院子和自己一家住在一起。
杨家院子是典型的“一颗印”民居。闻一多一家8口原来住在杨家正房楼上的3间小屋里。他腾出稍大的一间，把华罗庚一家6口安顿下来。两家人之间并无隔墙，仅用一条床单隔开。闻、华两家挤在帘布两边，相处如一家人。闻一多在这厢埋头钻“盘瓠”，撰成了《伏羲考》；华罗庚在那厢潜心攻数学，写完了自己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堆垒素数论》。多年后，华罗庚忆及这段生活，曾赋诗云：“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一年后，闻一多搬到龙泉镇司家营的清华文科研究所，华罗庚迁到耳房楼上两间小屋里，在杨家大院继续住了4年。华罗庚亲笔记述了这段生活：
想起1940年的前半叶，在昆明城外20里的一个小村庄里，全家住在2间小厢房里（还没有我现在的办公室大），食于斯，寝于斯，读书于斯，做研究于斯。晚上一灯如豆，所谓灯，乃是一个破香烟罐子，放上一个油盏，摘些破棉花捻成线做灯芯。为了节省菜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老牛擦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马同圈，马误踩猪身，猪发出尖叫，而我与之作息。那时，我的身份是清高教授，呜呼！清则有之，清者清汤之清，高则未也。高者，高而不危之高也！
昆明的传统民居“一颗印”是钤印在春城昆明大地上一枚枚独特的印迹，也是钤印在中华大地上的一个独特的印迹，它有机融合着中华大地多民族的南北建筑文化，充分体现着血脉相连、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它活色生香，是活着的大地印章，也是我们应该珍惜和保留的祖祖辈辈的民族文化记忆。从上往下看，它是钤盖在大地上的红色印章，从下往上看，它是望向蔚蓝色天空的一只只明亮的眼睛，保护和传承它，是一种诗意的栖居，让传统和现代，在新时代美丽的邂逅中，温黁流转，遗韵流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