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共和国同龄人”大型主题采访,重点聚焦1949年出生的70岁公民，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家庭和家乡的故事，讴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巨大成就，反映时代变迁和家国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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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杨兴仁
1949年6月出生，共和国同龄人，当过知青、工人，当了三十多年记者，见证了昆明的发展变迁。
精彩语录：
“以前出去采访一次，就是一次社会实践，吃住都和采访对象在一起。”
——杨兴仁
与共和国同龄的杨兴仁
“可以说新中国的艰难、进步、繁荣，都与我的人生息息相关，我们个人的命运，也与祖国的发展休戚与共。”与共和国同龄的杨兴仁，经历了新中国发展变化的几个重要时期，在他看来，个人的发展变化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
靠助学金读到高中，到德宏当过知青
1949年6月的一天，杨兴仁在当时的昆明惠滇医院出生，遗憾的是，这么重要的日子，家人却都记不清了。在他的幼年时期，初级教育还未出现，没有人上过幼儿园或学前班，杨兴仁也一样。因为父亲在红河工作，1955年前后，杨兴仁跟随父亲前往蒙自，在那里上了几年的小学。
“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里没有吃早点的概念，每天能吃得饱就很不容易了。”杨兴仁回忆，因为物资匮乏，加上兄弟姐妹多，小时候饿肚子是常有的事情。小学时，他经常在晚上到蒙自街上卖米线、大饼的夜市摊帮忙，目的仅是为了获得一点食物，以慰藉那每天吃不饱的肚子。夜市摊子少，饿着肚子想去帮忙的小孩多，杨兴仁对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去帮忙打杂感到满意。
1958年，杨兴仁的大哥要上中学，父亲就带着一家人回到了昆明，全家住在铜仁街，是市中心的黄金地段。
杨兴仁还有5个兄弟姐妹，全家的日常开销，都靠父亲一人的工资和母亲打零工赚到的一点补贴，日子非常拮据。杨兴仁靠着助学金念到了高中，即将毕业时高考取消了，杨兴仁的求学生涯就此告一段落。
1969年，杨兴仁和妹妹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前往德宏芒市当了知青。
杨兴仁回忆，原本他就读的昆三中分配的下乡地点是德宏陇川，因为他妹妹当时在女中就读初二，分配的地点在瑞丽和芒市，得益于兄妹可以同去一个地方的政策，杨兴仁便和妹妹一起到芒市插队。
1969年杨兴仁下乡时的合影
到了70年代，一些优惠政策开始针对家庭贫困、身体残疾的知青实施，杨兴仁由于兄妹两人都下了乡，外加父亲常年在外，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照顾残疾的二哥，杨兴仁便申请了“家照”，并且得到了批准，1971年，他回到了昆明。
当过酱菜工人也进过国家课题组
回到昆明后，杨兴仁因参加居民上街游行、清洁运动表现出色，获评先进居民，这为他获得第一份工作敲开了大门。
那是一份衡器厂的钳工工作。“单位来招工，他们就推荐获得先进居民的我去应聘。”杨兴仁说，当时工厂在大观楼旁边，他们主要制造板秤、杆秤等称重工具。
1972年前后，昆明南坝酱菜厂生产的“黑大头”名声大振，产品销量越来越大，因此酱菜厂开始扩招酱菜工。经人介绍，杨兴仁又到酱菜厂当了一名酱菜工人，制作大头菜、豆豉等咸菜。
一年后，杨兴仁再一次经同学介绍，去当时的皮件厂工作。几番周折之后，杨兴仁在中国医科院昆明医学生物研究所获得了一段重要的工作和学习经历。
1974年，研究所要扩大实验动物的养殖，杨兴仁被推荐去当实验动物的饲养员，主要任务是养猴子。由于工作积极认真，一个国家课题组的专家看中了杨兴仁，便把他提到课题实验组里工作。“虽然还是一名实验动物饲养员，但是身份改变了，我正式成为了国家课题组里的科研人员。”回忆起那段工作经历，杨兴仁脸上流露出掩饰不住的自豪。
后来，单位需要病毒专业人才，就组织了一个病毒学习班。好学的杨兴仁不想错过这个学习机会，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就此获得了病毒方面的基础专业知识。此后，杨兴仁进入病理组，负责病理学方面的基础实验工作，直至80年代。
1982年，杨兴仁参加成人高考，得以进入云南大学中文系学习。在职带薪学习，对他的生活影响不大。三年后，他获得学位，并开启了另外一段重要的工作。
杨兴仁朗读他为父亲写的文章
当了30多年记者，见证昆明发展
上世纪八十年代，《云南侨报》是个重要宣传阵地。杨兴仁从云南大学毕业时，《云南侨报》正好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急需扩招采编队伍，杨兴仁看到招聘信息后，马上报名参加招生考试，并成功进入《云南侨报》成为一名记者。
《云南侨报》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停刊，杨兴仁又辗转来到《昆明日报》，继续记者工作，直至2009年退休。
1988年前后，杨兴仁在《昆明日报》的县区部任职，这期间他跑遍了昆明市的各个区县，写了大量农村一线和基层改革方面的报道。这个过程中，他接触到了很多农民。“到基层采访一定要喝酒，不喝酒没人跟你聊。”杨兴仁说，他喝酒的爱好就是那个时候养成的。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工作经历，杨兴仁的客厅里至今还挂着朋友为他题写的“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对联。
朋友为杨兴仁题的字
“以前出去采访一次，就是一次社会实践，吃住都和采访对象在一起。”杨兴仁说，那时候他到农民家里吃饭，都喝农民自己家烤的包谷酒，住招待所。后来条件慢慢变好，喝的酒也不再是自酿包谷酒了。
“80年代到农村去采访，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茅草房。”如今，杨兴仁再到村里去拜访老朋友，看到的都是一栋栋别墅式、园林式的小洋楼。
杨兴仁采访中记录的笔记
城市和交通发展的速度，也是杨兴仁关注的一个点。就以昆明城区的发展变化来说，改革开放前，昆明城区主要在环城路以内，街道主要以南屏街、三市街、正义路、金碧路为主。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外地企业不断涌入，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城市功能不断扩大，主城区的特征不再那么明显，主城区与副城区的交界逐渐消失，像关上、高新区等原来的郊区，也逐渐变得繁华。
杨兴仁说，在60年代，大树营片区还属于公社，是真正的农村。“昆明的很多地名为什么都带有‘营’字？”杨兴仁自问自答说，像唐家营、棕树营等带有“营”字的地方，过去都是军队驻扎的营地，后来逐渐演变为村子的名称，再演变成现在的城区。
退休生活自主惬意，对祖国发展充满信心
2009年，杨兴仁从《昆明日报》退休，随后又受聘于《云南经济日报》，当了10年编辑，直到2018年12月底才停下所有工作真正歇下来。即便如此，杨兴仁也继续坚持给一些科普栏目写健康、生物方面的稿件。
杨兴仁作为“义务科普宣教员”的聘书
“以前我们那一辈的记者，外出采访都是骑自行车。”杨兴仁说，80年代和90年代，汽车的普及率很低，他曾经骑了80多公里到嵩明采访，单是去就花了四五个小时，根本没办法像现在这样一天往返。
30多年的记者从业生涯里，杨兴仁的采访对象从单位劳模、先进代表，逐渐转变为民营经济企业家、私营老板，这个变化，也正是新中国经济体制由单一的公有制向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缩影。
去年，杨兴仁还在负责《云南经济日报》教育导刊的小学生作文评论
杨兴仁现在一个人住在大树营市政小区内，他每天会花一小时看报纸，看两个小时电视新闻，花一小时玩微信。安排饮食，他会更注重健康。他每周都会抽两天时间到翠湖公园唱歌，抽出一天参加老知青聚会，安排一天去游泳。
“自主惬意，想干什么都由自己决定。”对于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杨兴仁表示满意。
回顾自己的70年，杨兴仁认为，不管是从学习经历还是从工作经历来看，都体现出国家发展变化对个人的影响，“我与祖国发展休戚与共”是杨兴仁强调得最多的一句话。采访结束前，杨兴仁信心满满地说：“今后的几十年，我仍然对祖国的发展充满信心。”（昆明信息港 记者劳学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