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明朝治理边务的重点在北方，重点防范退守漠北的蒙元后裔鞑靼、瓦剌诸部。在云南等地，朱元璋的策略是遣亲信率重兵守之。他以养子沐英为云南总兵官，统率在各地设置的卫所，对云南地区进行严格的控制。据《明史》卷90《兵二》，云南地区重要的卫，主要有云南左卫、云南右卫、云南前卫、云南后卫、临安卫、楚雄卫、曲靖卫、大理卫、洱海卫、景东卫、蒙化卫、澜沧卫、腾冲卫等。卫所有滇中、滇东、滇西、滇南四个分布区，主要驻扎在城镇、农业地区与交通沿线。卫所实行四分镇戍，六分屯田。明人王士性说，云南（治今昆明）、临安（治今建水）、大理、鹤庆、楚雄五府为富饶之地。王士性所说的五府正是卫所密集地区。

卫所制度允许军人带有家眷，云南也不例外。以一军户平均有三口人计算，守滇的军人及其家眷约有七八十万人。通过设立卫所与移民，明代落籍云南的内地人口在100万以上，约占云南总人口的1/4。明代的卫所分布在全省农业地区。卫所制度下的军士皆为世籍，父死子继不得更改，未得朝廷命令，军队的驻地不能移动。事实上被编入卫所的军士，成为朝廷强制发遣的移民。在云南一些未设置州县的地区，还有一部分卫所兼管民政，称为“实土卫所”。明代后期随着卫所制度衰败，编入卫所的军士大部分成为自耕自食的农民。

由于派驻云南的军队数目庞大，给养成为令人头疼的问题。发动驻军广为屯田，便成为统治者必然的选择。据记载，正统二年（1437），除满足卫所的消费外，云南都司卫所尚存仓粮54万余石，可见屯田的效果十分显著。在各地遣镇卫所并开展屯田，对云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明朝在云南还置建民屯，以官府组织迁入的移民为主要劳动力，但总体来看，云南兴办民屯的规模与迁入百姓的数量，均逊色于卫所及其屯田。 

自汉朝在云南地区设置郡县，为充实郡县地区从外地迁来一些人口算起，云南各民族与迁入人口的融合经历了上千年的过程。《广志绎》卷5《西南诸省》记载，明初经营云南等地，虽逐渐改流并置郡邑，但治所皆建于卫所之地 ，通常以卫所为主，郡邑为客；地方缙绅拜表、祝圣等活动皆在卫所。官府对地方的管理，大致是卫所治军、郡邑治民。明代迁入云南的汉族人口因数量众多，在较大的地域范围与其他民族一起居住，双方在交往交流中逐渐融合。

外来移民迁入云南地区的路线，以元代为界，也呈现明显的差异。元代以前云南地区主要是通过由成都经云南东北部的五尺道，以及自成都过西昌的灵关道对外联系。历朝向云南派军及官吏，以及遣发移民均以四川盆地为起点。元代以前，外来移民除聚居在郡县治地，还有一些散居在五尺道、灵关道以及滇池至洱海道路沿线。元朝建云南行省并将省治设在昆明，随后开通由昆明经贵州入湖南的湖广道。云南与长江中游及中原地区建立了密切联系，上述地区的移民大量进入云南地区。外来人口的分布，也从郡县治地扩展到广大区域，湖广道所经的曲靖、昆明、昭通、玉溪等地，逐渐发展为人口稠密之地。

明朝时期，由于实行了大规模的军屯移民政策，使云南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卫所聚集的地区，以各级军官为主形成新的望族大姓，云南士绅阶层逐渐浮出水面。以形成的士绅阶层为核心，凝聚为云南的地方性汉族群体。由于来源与构成方面的原因，云南士绅阶层对朝廷表现出高度忠诚。以卫所将士为主体形成的士绅阶层，对云南地区的社会稳定、加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云南各民族与内地的交往交流交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代记载还反映了在云南普遍实行卫所制度，形成省内腹地与边疆地区发展差距加大的趋势。在武定、丽江、蒙化（治今巍山）等本地民族较多、亦迁入一些外来移民的地区，土流兼治或以土官为主。在本地民族聚居、经济文化滞后及较闭塞的边疆地区，朝廷则委以土司，在这些地区朝廷的影响较弱，甚至鞭长莫及。由此反映出明朝对云南地区的经营，主要以省内腹地为重点，这些地区在云南的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云南腹地与边疆相较，其社会发展与文化面貌出现明显差距。此后，清代大批外来移民进入云南，主要分布在边疆和僻地，促进了坝子与山地各民族的联系，最终坝子与山地结为一个整体，形成云南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局面。

明朝在云南大力发展学校教育，有力地推动中原文化在云南地区的普及。据天启《滇志·学敩志》记载，天启时云南有儒学63所，包括府学16所、州学23所、县学22所、卫学2所。另有社学163所、书院48所与文庙4处。官府兴办教育成效显著。至崇祯朝云南省有举人2732名、进士260名，另有武进士47名、武举人103名。培养举人、进士最多的地区是昆明、大理、建水与保山。官方推行的学校教育与各地传统的民间教育，基本上并行不悖，促进了云南的社会发展与文化进步。

明代云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局面逐步形成。学习中原习俗并参与传统节庆，成为各民族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地方志记载，明代云南各地逢元旦，必贴桃符于门楣，人们往来贺岁。春日必聚集赏春，以饼酒相馈。上元之夕，各家赏灯张乐。次夕相约出游，携爆竹插香于道，相传可以却疾。届时城镇处处火树星桥。二月三日相约入城谒龙泉观，归还憩石嘴庄，为临江之饮。大理是日为集市，“集五方之人，聚天下之货”，届时一月乃散。清明节必插柳祭墓。四月八日浴佛，进献乌米饭。五月五日家悬艾虎，饮菖蒲酒，以角黍相馈。六月初五，每家束松炬出行，照田苗祈福，称为“火把节”。七夕妇女穿针乞巧。中元节祭先祖于祠堂，或焚冥衣。中秋节以瓜饼祭月。重阳节聚众登高，饮茱萸酒赏菊，以面簇诸果为花糕，亲识相互酬馈。腊八日做五味粥。念四日祀灶，送五祀之神。除夕之夜燃放爆竹，饮分岁酒，次序先少后老，四更行迎灶之礼。

清代又有不少外来移民迁居云南地区，若问云南人籍贯，不少人称先辈来自南京柳树湾高石坎。有人赴南京探查，在南京城东面今蓝旗街一带，古代确有“柳树湾高石坎”地名。据说洪武年间，其地为东城兵马司、羽林左卫的驻地，出征云南明军于此集结亦有可能。但柳树湾地方狭小，云南人多言祖先来自此地，似不可信。清代迁居云南的移民，大部分来自江西、湖南等省。清代云南出现不少同乡会馆，据统计共有151处，其中有江西会馆58处，湖广会馆32处，四川会馆27处，贵州会馆13处，秦晋会馆9处，广东、福建、江南会馆各4处。

云南各民族之间的融合，经历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各民族间建立了深厚感情。云南民族关系和睦，与内地保持密切的血肉联系，而明代正是云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局面形成的关键时期。随着时代的进步，云南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强，在全国成为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的先进典范。

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科普项目，项目编号SKPJ2023018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