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修班学员参观昆明螺蛳湾国际商贸城。　云南日报 记者朱海/摄

9月9日至15日，由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主办、云南民族大学承办的印度尼西亚农村干部研修班在昆明、西双版纳开展实地考察和现场教学。20余名印度尼西亚农村部官员及村长代表走进云南乡村，围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特色产业培育等主题，寻找各自村庄发展所需的答案。

“我想知道，咖啡种出来以后，怎么才能找到更好的销路？”

9月12日，景洪市普文镇称杆河村的咖啡园里，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省胡塔戈当村村长阿达马尔·坦普博隆，向称杆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赵建文抛出了困扰家乡多年的问题。

阿达马尔的家乡有几千公顷咖啡园，但农户大多只能通过中间商销售咖啡豆。“怎样减少中间环节？如何把分散的农户与市场连接起来？”他问得很迫切。

赵建文给出的答案，藏在普文镇多年的探索中。这个以咖啡闻名的乡镇，种植面积约3.48万亩，年产鲜果约2.65万吨，综合产值达4.8亿元。更关键的变化在于，咖啡已逐渐从单一种植走向“生产+初加工+销售”全产业链。“过去农户卖鲜果，现在企业集中收购、统一加工，外面收8元，企业可能给8.1元、8.2元。”赵建文说，一斤多一两角钱，但上千吨的收购量算下来，实惠实实在在落到农户手中。

阿达马尔听得仔细。他关心的不只是咖啡豆怎么卖，而是一个农业村庄如何把农民、企业和市场组织起来，让农民不再只是产业链最前端的种植者。

这样的追问，贯穿了研修班在云南一周的行程。

在普文镇，万丹省蓬多克卡胡鲁村村长梅莉安娜对一项技术产生了浓厚兴趣——鱼蛋白水溶肥生产。这项技术将过去容易被当作废料处理的鱼内脏、加工边角料以及低值鱼转化为农业肥料。普文镇2025年投产的鱼蛋白水溶肥加工项目，最高年产能可达3000吨。“印尼是千岛之国，渔业发达，这种技术在我们那里有很大的空间。”从原料到菌种，从生产工序到技术指导，梅莉安娜问得很细，末了还追问一句：“能派专家到我们那里指导吗？”

有些答案，不在计划之内。

9月13日，研修班学员乘车途经勐海县勐混镇，窗外连片的西瓜大棚和甘蔗地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时间已近中午饭点，但印尼村长们纷纷要求停车。于是，一个计划外的参访点，临时加入了当天的行程。

东爪哇省马章登阿村村长阿古斯·瓦尤迪·苏纳尔科快步走进甘蔗地，一边察看长势，一边留意田间设施。他所在的村庄也种植甘蔗，当地曾专门调查过劳动力、土地面积和农业技术对甘蔗生产的影响。

“这里不使用化肥，使用有机肥，甘蔗更茁壮。”“农田灌溉系统跟我们也不一样，更科学。”阿古斯观察到的这些细节，答案就在田边的项目标牌上——这片地属于勐海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建设内容包括灌溉与排水、田间生产道路等工程。按照中国现行政策，高标准农田以“一平、两通、三提升”为基本标准，最终建成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

在勐海县曼召村，一张传承800多年的傣纸，同样引发印尼村长们的集体关注。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不是纸怎么做，而是这门传统手艺背后的经营方式。“这里的经营主体是什么？是村里的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阿古斯问。当得知曼召村通过合作社统一购料、统一生产、统一销售，把分散的家庭生产组织起来，傣纸产品拓展到包装、文创等应用场景，年产量从2016年的281万张增长至2024年的1320万张，年产值达512万元，延伸文创产品附加产值超过500万元时，村长们的追问更加具体：运营架构如何建立？利润怎么分配？

从一粒咖啡豆到一张傣纸，从一根甘蔗到一瓶鱼蛋白水溶肥，印尼村长们关心的问题指向同一个方向：一种资源、一门手艺、一项产业，如何真正转化为村民的收入，如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个人。

9月15日，研修班在云南民族大学结业。印度尼西亚农村与发展落后地区部发展与信息委员会主席穆利亚丁·马利克表示，学员们深入了解了中国村庄的治理模式与发展路径，希望把所学所见带回各自乡村，结合本土特色落地实践。

临别时，阿达马尔告诉记者，这次中国之行，他最想带回村里的，是一个关于“连接”的答案——把农民、企业和市场连接起来，让农产品卖出更好的价格，让产业留下更多价值。（云南日报 记者朱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