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京东高调宣布进军外卖市场，并承诺为旗下骑手缴纳五险一金、提供高于行业均值的薪资保障，这一举措迅速引发舆论热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期占据外卖市场主导地位的美团因骑手权益保障不足、平台规则严苛等问题，成为众矢之的。在这场商业巨头的交锋中，群众利益被推至台前——京东的“福利攻势”看似让骑手群体获益，但背后折射的却是企业竞争裹挟民意的隐忧。这场商战更应成为推动社会反思的契机：群众利益不应依赖企业“施舍”，而需国家职能的硬性保障。

商战“福利”的双面性：短期红利与长期风险

京东此次以“改善骑手待遇”为突破口挑战美团，确实直击行业痛点。数据显示，美团平台约700万骑手中，仅有少部分以正式员工缴纳社保，绝大部分的骑手被归类为“灵活就业人员”，同时，美团通过与骑手签订非雇佣合同的手段，来规避雇佣关系带来的责任。他们长期面临劳动权益悬空、社会保障缺失的困境。京东承诺为骑手缴纳五险一金、提供固定底薪，短期内无疑为骑手群体提供了更具安全感的选项，也迫使美团紧急调整骑手补贴政策。从市场竞争角度看，这似乎是一次“良币驱逐劣币”的进步。

然而，这种以商战驱动的“福利升级”本质仍是资本博弈的工具。企业为争夺市场暂时让利，一旦竞争格局稳定，能否持续兑现承诺存疑。例如，网约车行业曾因平台烧钱大战出现司机收入虚高现象，但随着市场整合完成，抽成比例反弹、补贴缩水已成常态。若群众利益始终依赖企业竞争的偶然性，而非制度性保障，劳动者终将沦为资本博弈的“人质”。

美团的教训：漠视群众利益终遭反噬

美团今日的被动局面，实为长期忽视群众权益的必然结果。2021年，北京市人社局副处长体验送外卖，12小时仅赚41元，暴露平台算法压榨问题；同年，市场监管总局对美团实施反垄断处罚，揭穿其“二选一”对商家的胁迫；多起骑手猝死事件中，平台以“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推卸责任，更引发公愤。这些事实表明，美团将市场份额建立在牺牲劳动者与商家利益之上，最终导致群众怨气积攒。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年托起美团万亿市值的外卖骑手和中小商家，如今正成为其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京东的入局恰似导火索，点燃了群众对行业变革的迫切期待。这警示企业：任何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必须以尊重群众基本权益为前提。

政府职能必须成为群众利益的“压舱石”

商战暴露的骑手社保缺失、平台垄断等问题，本质上反映出当前零工经济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制度性短板。我国《劳动法》《社会保险法》虽明确规定劳动关系与社保义务，但平台企业通过复杂用工模式规避责任，监管部门对此缺乏有效制约。反观欧洲多国，已立法将外卖骑手认定为正式员工，强制平台承担社保；日本则通过《特定平台劳动法》限制平台单方面制定不合理规则。

此次事件中，若国家能通过完善立法、强化执法，将五险一金覆盖至全体基层就业人员，则企业便无法将“基础保障”包装成竞争筹码。政府的核心职能，正是通过制度设计确保群众利益不被资本博弈所左右。当前，人社部等八部门已发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但地方执行力度不一，亟需细化规则、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让政策从“纸上”落到“地上”。

商战不应是权益觉醒的起点

京东与美团的较量，暴露出一个残酷现实：群众权益的改善竟需依赖企业竞争的“偶然恩赐”。这恰恰说明，唯有强化政府监管职能、完善劳动法治体系，才能让劳动者尊严不再寄托于资本的好恶。企业或许会在商战中“让利”，但制度的阳光才能照亮每一个劳动者的未来。若群众基本权益始终需要“另一个京东”来拯救，那不仅是市场的失败，更是社会治理的失职。（昆明信息港评论员 周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