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展“退还彩礼”集中执行的直播，吸引了许多网友围观，其中一起“闪婚后双方只见面两三次，女方不愿意退还20多万元被法警强制带上警车”的案件引发网友热议。面对这场吸引了274万人次的直播，云南不能只看个热闹，虽然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云贵川渝等地区则属于低彩礼地区，但近年来云南地区彩礼的上涨幅度也不容忽视。坚决遏制高额彩礼之风不能流于口号，宣传引导固然一刻不能松懈，相关的司法态度和法律规治手段也应跟上。

根据2023年的数据，云南的彩礼排名并不是特别高，普遍在6-10万元左右。但细看云南本地媒体的相关报道，云南的彩礼在2010-2019年间较十年前有比较明显的增长，如昆明、保山等地区增长已近一倍，2020-2023年间，曲靖、丽江等地区在原先基础上又增长了一倍，而其他地方普遍增加了2-3万元。照这种增长速度，虽还谈不上“天价彩礼”，但确确实实在加重云南各地适龄青年的结婚成本。

面对此种情况，云南省委文明办近日下发《关于开展“抵制高额彩礼 倡导文明婚俗”宣传引导工作的通知》， 组织全省各级文明办开展专项宣传引导工作，会同农办、农业农村、民政、共青团、妇联等部门，以村庄（社区）为单位，组织成立抵制高额彩礼志愿劝导队，上门开展宣讲劝导。但需要指出的是，近些年，各地积极探索各种措施，加大高额彩礼整治力度，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这些整治措施存在的问题是，治理对象重“单项彩礼”，轻“整体婚俗”。现实中，婚俗名目繁多，即使人们认可政府制定的彩礼金额，也很容易通过其他名目规避。如改口费、下轿礼、盖头费、“三金”、谢媒礼、年节礼以及房、车等支出。而被寄予厚望的村民自治其实约束效果比较有限，因为婚配行为常超越村庄，甚至超越县域，村规民约约束力有其边界。

在此情况下，引入法律的力量就显得至关重要。当然，法律的介入不能止于普法教育，应将纸面上的法律落实为一个个具体行动，像湖南法院“退还彩礼”集中执行式的类似之举，可以更大程度上取得教育作用和对不良婚俗的震慑作用。法律不能迁就于风俗，更何况是不良的风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第一部《婚姻法》施行，为了打击包办、买卖婚姻，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是没有彩礼的。而在当下，我国《民法典》第1042条也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在个体们已经无法妥善解决给不给彩礼、给多少彩礼的现实中，要警惕局部地区彩礼高涨对其他地区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各地政府在倡导文明婚俗时，不能止步于“彩礼限额”，默认彩礼的合理性，让婚姻物化观念得以固化。在文明婚俗倡导的同时，更要亮明司法态度，用针对性的具体司法行为，对“天价彩礼”说不， 对 “高价彩礼”说不，二者合力，方能让彩礼回归礼仪象征的本质。（昆明信息港首席评论员 周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