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滇池畔的民居大多为干栏式、井干式建筑，记录在战国和汉代的青铜器上。两千年后，滇池边老昆明城和近郊民居结构多为“三间两耳倒八尺”的四合院形式：正房、耳房、门廊组成四合院，中间围成院落，昆明人称“天井”。其平面方正整齐，如印章盖地，俗称“一颗印”。

昆明“一颗印”民居始于明代，成熟、定型于清代早期，与福建围龙屋、陕西窑洞、北京四合院、广西干栏式建筑并称中国“五大特色民居建筑”。“一颗印”曾经是老昆明城内外最普遍、最常见的民居住宅，清代昆明民居住宅大多是“一颗印”“三坊一照壁”的四合院，一般为两层土木结构，甚至还有草房，不仅正街大道如此，背街背巷如此，乡村也如此，但如今已不可避免地衰落甚至渐渐消失。昆明城中“原生态”的“一颗印”民居建筑保存下来的极少，大多已经成文物了。

清末昆明城东的“一颗印”民居。

“一颗印”的空间分布

明万历《云南通志》记滇中“民居皆四合瓦屋”，可见当时四合院民居已普及。直到民国时期，老昆明城和近郊民居结构仍多为“三间两耳倒八尺”的四合院形式：其正房两层，建筑较高，面阔三间，底层为一明间两次间，前有单层廊，又称抱厦，构成重檐屋顶，这叫做“三间”；两侧为吊厦式耳房，建筑较矮，为一层或两层，左右各两间，这又是“两耳”；楼梯两个，建在正、耳房左右连接处；房前有门廊，又称“倒座”，进深八尺，这就是“倒八尺”；正房、耳房、门廊组成四合院，中间围成院落，昆明人称“天井”。其平面方正整齐，如印章盖地，俗称“一颗印”。

昆明“一颗印”民居一般以土、木、石、竹等天然材料和砖、瓦、石灰等初级材料建成，得来方便，既可建为独栋，也可连排建筑，可大可小，可增可减，可单层，可双层，可豪华，可简朴，“版本”不少，灵活多样，经济实惠。特别适宜昆明高海拔低纬度高原型地区的特点，无论城镇、村寨、平坝、山区都适合修建。

老昆明城中，普通“一颗印”民居多为穿枋榫结、木梁支架、土基砌墙，青瓦覆顶，围墙厚实，天井较宽，如红花巷4号朱德旧居、节孝巷24号中共云南地下党建立故址等。其外封内敞，又多坐北向南，正屋高踞，冬天可多得日照，春天可避开风沙，夏天无日光暴晒，在院内营造宜人的小气候。早年官绅大户人家的“一颗印”，多建为外廊式大四合院，耳房外扩，成“四合五天井”“走马转角楼”“三坊一照壁”的大“一颗印”格局，如今尚存的文明街马家大院、景星街懋庐、东寺街将军府等，结构装饰极为考究，门坊、楼顶、柱梁、门窗、栏杆常镂空精雕，饰以彩塑彩绘，或为历史故事，或为山川风物，或为绮繁图案，可见豪华。

梁思成、林徽因绘制的昆明“一颗印”民居平面图。

老昆明四乡民居也多是“一颗印”。因为多山，地势复杂，民居坐向也因地制宜，不拘一格。再因乡间多风，多用土基筑成厚重之墙。又因山多地少、雨多潮湿，又多建为楼房。而为阻隔风沙、防火防盗，仅在二楼外墙开小窗，内院则开有大窗，以利通风采光、保持室温凉爽。正房下层为堂屋，上层正中为祖堂或佛堂，侧房住主人，左右耳房上层住子女，下层为灶房、猪圈、马厩等，门厩上层则为储存粮食和杂物之地。

“一颗印”中还可见传统礼法之制，正房正中的堂屋居于全院中轴线上端，为一家之长起居和供奉佛像、祖先之所，背墙上常有“天地君亲师”牌位，叫做“祖宗房”，同时又是客堂，有接待客人之用。堂屋左右为主人卧室，两侧耳房则为晚辈居室和厨房等，按照祖规，男左而女右，分别称为“小姐房”和“公子房”。每天晚上，特别是逢年过节之时，全家人都要齐聚堂屋，向祖宗请安。从耳房到正房，必须上几级台阶，以示尊卑——法天敬祖，长幼有序，尊卑有礼，男女有别，尽在其中。

“一颗印”的历史传奇

红花巷4号：朱德旧居

红花巷4号今为昆明朱德旧居纪念馆，占地380平方米，坐北朝南，围墙厚实，外封内敞，内为四合院（昆明俗称“天井”），北为正房，面阔五间，重檐两层，底层中为堂屋。两侧耳房为一层，左右各三间，南侧有门道门房，均为穿枋榫结、木梁支架、土基砌墙，围绕天井，方正整齐，如印章盖地，是典型的昆明“一颗印”四合院民居建筑。其外封内敞，南向而居，正屋高踞，冬季多得日照，春可避开风沙，夏无阳光暴晒，在院内营造了一个宜人的小气候。

从1921年到1922年，朱德曾在这里居住。此前朱德在护国军中战功卓著，升任少将旅长，再任云南宪兵司令、省会警察厅长。讲武堂教官马标与朱德有师生之谊，遂将其位于今红花巷4号的私宅转让给朱德居住，朱德同时购置屋后空地，亲自布局设计，建起一所中西式居屋，并题之为“洁园”，以示“洁身自重”之意，现为小梅园巷3号。现两处楼院都被列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洁园”占地900平方米，建有三幢两层楼房，中西合璧，砖木结构，式样相同，坐向不一，布局为“F”型。面南又建外走廊，各楼走廊贯通，颇似昆明民居“跑马楼”制式，后院建有精致的花亭小园。

当时军阀混战，民生不堪。朱德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在“洁园”潜心研读革命书籍，刻苦学习外语，寻求救国真理。1922年，云南政局大变，朱德离开昆明，绕道内地，赴德国学习，探求新的革命道路。行前朱德将“洁园”交给护国军同事李云谷先生代管，20世纪50年代移交给国家，经过整修，作为幼儿园之用。

1955年，朱德来昆明视察，特地和夫人康克清一起到“洁园”看望幼儿园老师和儿童，挥笔写下《洁园赏菊》诗：

奇花独立树枝头，玉骨冰肌眼底收。

且盼和平同处日，愿将菊酒解前仇。

聂耳故居：甬道街成春堂的“反正”故事

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玉溪中医聂鸿仪来到昆明，在甬道街东侧租房开了个中药铺“成春堂”。这套临街的“一颗印”楼屋早先是用于开商铺的清代官房，是传统的三合院建筑，通面阔10.5米，进深10.8米，正房高8.8米，坐东朝西，上下两层，土木结构，重檐屋面，外有两滴水腰檐，后有楼梯，下为小院天井，南北两侧耳房面阔两间、进深一间，均为单坡步架式屋顶，雨水尽流天井，称“四水归堂”。此楼商住两用，聂家和房东杨家合住后院，临街的三间铺面就是“成春堂”药房，如今已被列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12年2月15日，聂家第五个孩子在这里呱呱坠地，父亲为他取名“守信”，字“子义”。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聂耳。聂耳4岁时，父亲不幸病逝。母亲不顾礼教重压，考得行医资格，接过中医铺，抛头露面，挂牌行医，独自挑起全家生活重担。

甬道街原为明代沐国公府前的甬道，早年两旁建筑有高墙，高官出入，外人不得见也。两廊又有全省72大姓土司子弟值班之所，实为人质暂住之地。清初将原沐国公府改建为云贵总督府，大门前以五面石横镶为官道，官员专用；两旁用条石直镶为民道，供商民行走。地方官员到此下轿下马，入府拜见总督，马夫轿夫则到道路两旁的棚舍歇息等候。到了清末，这里渐成商业街，甬道街多有打制“羊皮金”（金箔）的作坊，还有“麻乡约行”，承寄书信及小件包裹，出租轿子、滑竿。辛亥重九起义时，这里是主战场之一。还在母腹之中，聂耳就经历了革命的洗礼。母亲曾不止一次给聂耳讲过重九昆明“反正”（起义）的情景，聂耳后来在日记中记述了母亲的故事：

“……先在东边放一枪，然后西边又放一枪。继续着两枪、三枪……天哪!炸豆般的枪声响得实在怕人!我忙把窗子关起，抱着你三哥跑下楼来……”妈妈富有表情地把一件惊人的故事原原本本地和我们说过，我们喜欢得跳起来。然后她把我抱到怀里两手紧围住我，“我的乖乖，枪是最可怕的哟!”

这是我未满六岁的时候，听到妈妈讲的关于“反正”的故事。当时我觉着太可怕，然而又非常爱听。我为了要把这故事深深地印在脑里，曾无数次要求过妈妈再讲而哭过几次，但是因为她在忙着替我做衣服或是在制药材的时候没有那样的闲心，只叫我到爸爸房里去认字。但是，我却也得到了好几次的胜利，因为我会利用她闲的时候，或是看到她面带愁容地在追思死去了的爸爸的时候去请求她，她便不住地又把这故事讲完，依然又把我抱到她的怀里给予一个温存的甜吻。

“反正”这个名词已在我脑里荡得惯熟的了。只要想到“反正”二字便会联想到枪声、烧房子、换旗子、伤兵……和妈妈的表情。

母亲是傣族，聂耳是听着母亲的傣族民歌和花灯调长大的。大一点儿了，他又学了不少花灯、调子，回家就唱给母亲听。聂耳弟兄还常常和小伙伴一道在家里演奏笛子、二胡、三弦和月琴。这时，母亲常为他们沏上茶水，有空也坐下来听一听，有时还点上一曲。

聂耳懂事早，书也读得不错。街口的总督府办起省立师范不久，他就成了省立师范的学生，成了母亲的骄傲。聂耳在学校经常参加宣传进步思想的演出，被特务列入了黑名单。为躲避搜捕，聂耳被迫离家，远赴上海打工。

那是1930年的一个夜晚，全家为聂耳送别，母亲为他唱了一段《安安送米》。聂耳含泪用小提琴演奏了舒曼的《梦幻曲》，母亲对聂耳说：“我一个妇道人家，累死累活，总算把你们弟兄几个抚养成人。世道太难了，再难我们也要走下去。上海是个繁华的地方，你要保持朴素、勤奋的品格。你是有音乐才能的，只要你有决心、有志气，就能闯出一条路来。等你回来，我还要听你的演奏呢！”聂耳潸然泪下。

几年以后，当聂守信在上海成为聂耳、自告奋勇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的时候，一定想起了母亲的歌、母亲的话、母亲讲的“反正”故事……

1943年，甬道街扩建为昆明第一条柏油马路，聂耳故居前厦被拆，原建筑的后院也被拆除。近年按原样修复，设置为聂耳博物馆，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节孝巷39号：云南红色火种点燃之地

节孝巷39号位于今天的青年路和平政街之间。这是昆明常见的“一颗印”四合院，土木结构，坐北朝南，正房三间，左右耳房两间，白墙灰瓦、檐下出廊，木格窗子，正房左右两间设有暗楼，其中左侧暗楼就是当年中共云南地下党的主要活动场所之一，现已被列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26年，正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推荐一批云南籍中共党员在云南建党。经过紧张的准备，于该年11月7日节孝巷24号（现55号院）的共产党员周霄家举行了第一次党员会议，正式成立中共云南特别支部，这是云南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女共产党员吴澄被选为特支书记。

节孝巷建在老昆明东城埂下的一个坡地上，西高东低，形似牛角，称牛角坡，后因巷内建起姜孝子祠堂，改名崇孝巷，再改为节孝巷。这里僻静清幽，又四通八达，当时正处于两个警察区3个守望所的交界处，西巷口有警察第三区第六段守望所，东巷口有警察第二区第七段守望所，这里常常成“三不管”的空白地带，便于隐蔽开展地下工作。

由于周霄家所在院子住户较多，特支机关改到现节孝巷39号活动。那是另一位党员的家，单门独户，更有利于工作和保密。抗日战争中，节孝巷24号院被日寇飞机炸毁，后来重建，但已非原样。39号院保留至今，成为中共云南地下党建党历史的见证，被列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陈家营“一颗印”宅院：猪马圈之上成就的数学大师

那是1940年，日机对昆明狂轰滥炸，昆明西郊黄土坡防空洞被炸塌，西南联大教授华罗庚被埋在土里，幸而他那“数学之头”还露在外面，终于从土堆里爬了出来。出此大难，华罗庚无家可归，一时又找不到住所。和他几乎不相识的闻一多把他们全家请到离城更远的普吉村陈家营的杨家院子和自己一家住在一起。

杨家院子是典型的昆明“一颗印”民居，是由正房、厢房和门廊组成的四合院。正房、厢房均为一楼一底，正房中间是堂屋，左右两间为主人卧室。正房楼上也有三间，中间为祖堂或佛堂，左右房间住人或储存农作物。小院两旁是吊厦式厢房，较正房稍矮，也有两层，底层各有两间，作为厨房和猪、马牲畜栏圈，楼上两间则住家人。

闻一多一家8口原来住在杨家正房楼上的3间小屋里。他腾出稍大的一间，把华罗庚一家6口安顿下来。说是几间房，中间却无隔墙，中间仅用一条床单隔开。闻、华两家挤在帘布两边，相处如一家人。闻一多在这厢埋头钻“盘瓠”，撰成了《伏羲考》；华罗庚在那厢潜心攻数学，写完了《堆垒素数论》。

多年后，华罗庚忆及这段生活，曾赋诗云：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一年后，闻一多搬到龙泉镇司家营的清华文科研究所，华罗庚迁到耳房楼上两间小屋里，在杨家大院继续住了4年。华罗庚亲笔记叙了这段生活：

想起40年的前半叶，在昆明城外20里的一个小村庄里，全家住在2间小厢房里（还没有我现在的办公室大），食于斯，寝于斯，读书于斯，做研究于斯。晚上一灯如豆，所谓灯，乃是一个破香烟罐子，放上一个油盏，摘些破棉花捻成线做灯芯。为了节省菜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老牛擦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马同圈，马误踩猪身，猪发出尖叫，而我与之作息。那时，我的身份是清高教授，呜呼！清则有之，清者清汤之清，高则未也。高者，高而不危之高也！

在陈家营完成的《堆垒素数论》是华罗庚的第一部专著，讨论了华林问题、哥德巴赫问题和其他相关联的问题，统一并改进了他此前论文的结论，成为数学经典著作之一。

华罗庚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是蜚声中外的大数学家。如今黄土坡华罗庚旧居已无痕迹可寻，陈家营杨家大院却得以整修保存，被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乐居村民居：融合汉、彝风格的“一颗印”建筑群

乐居村位于昆明西山区凤凰山坡上，始建于明末清初，后逐渐形成彝族聚居的村落，至今仍完整地保留着兼有汉族“一颗印”民居和彝族“土掌房”民居风格的村落建筑群，完整地保留着彝族特有的村落聚落格局和建筑形态，十分难得，已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乐居村距昆明主城区仅10多公里，整个村寨坐西向东，如一把巨大的太师椅稳坐于凤凰山麓，80多栋民居建筑随坡就势，依山而建，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山顶有土主庙、神树、龙潭，为旧时全村生活、生产水源所在，后山有河谷山沟，景致优美。村庄左右山脉护佑，一似雄狮，一似象鼻，山脚有出水龙潭和大片水田。乐居人以故乡自豪，誉之为“上有天池，下有地海；左狮右象，七星伴月亮”的风水宝地。乐居村中弯弯曲曲地蜿蜒着50多条石板路，村前有永胜河环绕，被称为“护寨河”，河上旧有石桥两座，桥上有瞭望楼，遇到多事之秋，全村人轮流要到楼上放哨守夜。旧时驮着大米和煤的马帮赶到这里，人困马乏、天色近晚之时，多会在这个古道彝村住上一夜。

据考察，在乐居村的80多栋连片古民居建筑中，有30多栋民居的“房龄”为200年以上，40多栋的“房龄”为100多年。建筑形式为典型的“三间四耳倒八尺”的“一颗印”格局：正房两层三间，耳房一层或两层两间，正房两侧各有楼梯，把正房和耳房连为一体，前面是八尺门廊，围出一个四方天井，地面铺满石板。村里还有独特的联排“一颗印”建筑，最长的有3院、7户、21间房，为“同梁不同柱”连体结构。

和昆明城区的“一颗印”民居不一样，乐居村的“一颗印”民居建筑糅进了彝族土掌房民居建筑的特质，所用建材，除了砖瓦，都是就地取材，土、木、石、草、灰、谷糠都用上了。这些建筑汉彝合璧、古今合一、形式小巧，更适合当地气候和农村生产生活的需要。而房舍古朴秀美，拙中见巧，于统一中见变化，与环境融为一体，更形成了独特的彝家乡村景观，成为昆明地区一处极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建筑群。（未完待续）

本版图片由朱净宇提供

作者自述

朱净宇，祖籍湖南，生于昆明，先后做过知青、工人、教师、秘书、记者、编辑等，现为昆明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本人好书，也曾乐此不疲：少读《三国》，老读《西厢》。插队时啃着蔗糖读古诗而不知糖甜，进厂后躲进茅厕看书而不觉厕臭。幸逢盛世，更知天下好书，浩如烟海，人生快事，莫如读书，几至目瞽而不悔。唯人生苦短，食古三千，读之不尽，此恨何及！

本人嗜游，也曾行脚不倦：少游闾巷，老游山海。当初一登泰山而知云岭之高，近年三出新藏而觉滇土之奇。漫夸仁者智者，也知天下山河，颜色万千，人生快事，莫如出游，几至身残而无怨。唯人生苦短，行程二万，游之不尽，此憾何及！

书读多了，路走多了，也知逝者如斯：古人已矣，今人来矣；今人已矣，后人来矣。也撰写过20来本书，多与滇土历史文化有关，如《云南之秘》，如《正在消逝的云南奇景》，如《云南知识读本》，如《探秘南茶马古道》，如《暴找王陵》，如《新编昆明风物志》，如《中国少数民族色彩语言揭谜》等。“奔七”之时，再以老昆明之身，话老昆明之奇，亦一大快事，若得与诸同好一侃得失，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