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们将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有关要求,编制昆明市社会治理‘十四五’规划、昆明市社会治理三年行动计划等文件,逐步构建昆明社会治理‘1+7+N’政策体系。”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书记林华,3月13日在昆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这么说。

全市社会治理初步构建起“五级”组织体系

林华介绍,昆明把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为“一把手”工程,成立了由市委书记任组长的市委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高位统筹推进社会治理;新组建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作为市委工作机关,加挂市社会建设办公室牌子,负责全市社会建设工作的总体布局、发展规划、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以及其他重大事项,在机构编制压缩的大背景下,成立专门机构推进社会治理工作,从全国来看都是少有的。

此外,昆明还在各县(市)区成立县(市)区委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结合实际组建工作专班;在街道(乡镇)成立社会建设办公室,在社区(村)明确专人负责社会治理工作;部分县区还设立楼栋长,初步构建起了市、县、街道(乡镇)、社区(村)、楼栋“五级”组织体系。通过理顺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构建统一领导、运转顺畅、高效协同的社会治理组织体系,治理合力明显提升、治理基础有效夯实。

“昆明坚持以系统融合思维推进市域社会治理,近年来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规划纲要》《关于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实施意见》等15个社会治理有关文件制度,明确了‘三步走’的总体目标和年度目标。”林华说,通过建立政策体系,系统解决机制架构、职能转变、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等方面的问题,实现治理要素的深度融合,产生治理效能的倍增结果,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推动昆明社会治理步入快车道。

坚持公众参与,建立社会治理动员体系

林华介绍,昆明不断深化“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积极寻求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共建共治共享的同心圆越画越大。

首先是探索“三社联动”社会治理模式,探索社区组织发现居民需求、统筹设计服务项目、支持社会组织承接、引导专业社会工作团队参与的工作体系,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激发社会活力。

其次是深入开展共驻共建共享,在全市68个街道建立党建联盟,332个社区建立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建立资源清单、需求清单、项目清单“三个清单”,促进区域内各类组织之间的互联互动、共建共享。

第三是提升基层组织动员能力,对全市63个街道(占全市总街道的80.76%)取消招商引资职能,将社区承担的工作事项从原来的198项减少到76项,承担的盖章性事项由99条减少到21条。推行“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推动管理和服务力量下沉,让基层开展社会治理有资源、有能力、有保障,激活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

再就是广泛动员和鼓励各类社会组织和居民群众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目前全市实名注册志愿者114.7万人,志愿服务组织4614个。在疫情防控中,全市各街道社区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群防群控,多的时候每天约有2万名社区工作者,1万名网格长、楼栋长,3.2万名志愿者,1300多个社会组织(社区自组织)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官渡区金马街道金马社区金马寺大村居民小组党支部书记曹永,连续13天奋战在防控疫情一线,不幸因公殉职。西山区秀苑社区党总支书记杜卉,已经怀孕9个月,但仍然奋战在一线。官渡区吴井街道吴井新村社区党总支书记陈浩如,收到父亲病故的噩耗,在安排当天工作之后才赶回家,第二天一早她又奔赴工作岗位。

官渡区用活“三社联动”协同联动机制,成立社会组织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队,组织专业志愿者和社会志愿者充分发挥专业能力和优势参与抗疫。石林县板桥街道采取种植户捐菜、群众酬劳、企业筹运的方式,把捐赠蔬菜送到疫情一线医疗系统,用实际行动践行“众志成城、抗击疫情”。

拓东街道78岁的楼栋长曹成材,在物管力量不足的情况下主动请战,身兼巡逻员、信息员、卫生员、宣传员,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全天候守护小区。安宁市的志愿者,甚至带上自家的缝纫机进厂帮助生产口罩。

通过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昆明的群防群控取得了阶段性胜利。通过社会治理过程让人民参与、成效让人民评判、成果让人民共享,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编制社会治理评价体系,推动治理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

林华说,昆明率先编制了“社会治理指数”,提出居民平均预期寿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财政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金额占财政支出比重、每万人口助理社工师及以上社会工作人才、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量等36项社会治理指标,并将指标分为社会活力、社会服务、社会环境“三大维度”,构建起能“量化”评价社会治理的科学指标体系。根据指标测算,昆明市社会治理综合指数2016年为80.36分,2017年为80.78分,2018年为81.03分,逐年稳步提升。

《昆明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9)》中,将社会治理指标与全国31个省会城市、北上广深、重庆成都贵阳进行比较分析,其中2018年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达9.23张,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达11.59人,全年空气优良率达98.9%,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通过对昆明市近3年社会治理指数逐项进行分析比较,发现相较于2016年,2018年全市有15项指标呈现10%以上大幅增长,有9项指标呈现10%以下的小幅增长,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昆明还编制了“城乡社区治理创新测评体系”,从治理体系、治理水平、治理环境、治理保障4个方面提出18条测评标准,推动城乡社区治理走向规范化、标准化和制度化。

全市广泛开展社会治理示范创建,在市级层面,推进“五个一批”示范工程;在县区层面,选取五华、盘龙、西山、官渡、呈贡、安宁启动全域创新试点;在街道和社区层面,选取100个社区打造城乡社区治理创新示范点,以创建促提升、以示范带整体,推动全市社会治理取得更大成效。

建立社会建设专家智库,确保理论指导和实践支撑

“昆明始终注重吸引各方面力量参与社会治理,逐步形成全社会重视、关心、支持社会治理的良好氛围。”林华说,昆明组建了社会治理研究院,建立社会建设专家智库,从北京、上海等地邀请30名社会建设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组建昆明市社会建设工作专家智库;从基层一线遴选40名社会治理专业人才,组建昆明市社会治理本土人才库。这些措施使昆明社会治理既有理论指导,又有实践支撑。2019年,“社会治理专家昆明行”还在全市引起强烈反响。

昆明还全面建立专职社区工作者岗位与等级相结合的职业体系,激发社工队伍活力,推动社区工作者专业化培养、职业化发展。2019年,全市评选了10名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以榜样的力量引导社区工作者扎根基层,服务基层。

此外,昆明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有序推进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统筹社区服务群众专项经费等各类资金,为基层开展社会治理提供保障。昆明社会建设网、“我家昆明”微信公众号平台,则进一步拓宽了宣传渠道,营造了全社会重视、关心、支持基层社会治理的良好氛围。

林华表示,下一步昆明将结合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努力打造全省社会治理的“首善之城”,国家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典范城市”,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社会治理模式的展示、示范窗口,为“中国之治”贡献昆明力量。(昆明信息港 记者江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