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务工人员候车专区等待专列的外出务工人员。记者刘璐璐/摄

李红:厂里催得我心慌 坐上专列我心安

昆明南站的候车大厅里,李红正开心地和身边的朋友说着什么,眼含笑意。“我终于可以回去了!”这位丈夫为湖北籍、一个人在去年底回到盘龙区滇源办事处白邑村的昆明女人,在这个春节尝到了别样滋味。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让李红过了一个难熬的假期。“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唱跳玩闹的人,让我天天呆在家很难受。好不容易能出去了,还要戴上口罩。”和大多数人一样,即使内心再不愿意,李红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随着疫情渐渐得到控制,“如何返岗”成为更令她头疼的事情。

“厂里一直催,但我又没办法返岗,心里很慌。”多年来,李红跟随丈夫在广州闯荡。两年前,她辗转来到现在的工作单位。“虽然工资待遇一般,但厂里会给我们买五险一金。”400多元的住房公积金、300多元的社保,这样有保障的生活让李红感到满意,所以这一个月来,她想尽方法,想返回广州。买过高铁票、飞机票,但未能成行。“而且我老公是湖北户口,虽身未在湖北,但出行仍然受限。”

“前几天,我在手机上看到村委会发的通知,说外出务工将有人社部门提供的免费专列去广州,我高兴坏了。” 李红戴着口罩,眼睛笑成一道弯,“我抱着试试的态度去报名了,没想到第二天就有人打电话给我了。电话里的工作人员很热情,几乎每天都会问我的情况。”人社部门工作人员的“上心”让李红感动不已:有人通知你何时上车了吗?车辆信息落实了吗?上车之后给我打电话……“像是怕把我漏了一样,一次次都给我打电话,很操心我是否顺利坐上专列,是否能顺利返岗。”

李红心里满是感恩,她现在要做的是安全回到深圳的厂里,努力工作,等待她的丈夫归来。“这才是对这趟专列最好的感谢语。”

与同行老乡正在聊天的赴粤外出务工人员。记者刘璐璐/摄

王清源:专列来了我就出发 外出务工让我还清了欠债

“喂,我正在做饭,稍后给你回复。”电话那头,是一位在伯恩光学(惠州)有限公司负责光孔打磨的员工,前一日他还呆在距公司约1500公里外的昆明南站。

他叫王清源,是一名来自云南保山的外出务工人员。2月27日,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一个人坐在候车大厅,身旁只放了一个箱子,准备搭乘“滇粤号”劳务协作免费专列返岗。

“我1月19日从惠州回来,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说实话钱也没多少了,心里还是挺慌的。”去年3月,在同村老乡的介绍下,王清源来到了伯恩光学公司,开启了他的外出务工之行。一年后,他成为了见习小组组长。“如果没有疫情影响,我现在应该已经转正了。”说着,他笑了笑。

在惠州的厂里,王清源认真完成自己的工作,每逢有工程师进厂维修器械,他总会格外认真地观看他们的操作。“时间久了,对于基础的维修工作,自然就会了。”本职工作完成情况好,能做器械维修,与同事们关系融洽,王清源很快“上位”了。“我会把上、下班的时间分开,上班时我们是同事,我要求组员每天提前十五分钟到达岗位,他们犯错了,该批评就得批评;下班后我们是兄弟,相约吃饭玩耍,很开心。我认为以德服人非常重要。”快速走上管理岗没有让他迷失方向,反而更加认真,总结出自己的管理方法。

与外出务工“如鱼得水”相反,王清源在云南本地的职业生涯就没那么顺利了。“我在厨房呆过,时间做长了就感觉腻。在电子厂也呆过,但工资不高。总的来说,我觉得在当地因为家务事、邻里间互帮互助,容易耽误工作。很多时候抹不开人情,就要请假回家,时间久了当然不行,所以有机会我就到省外去打工了。”除此之外,让他走出家门的契机还有一个——王清源在老家新建了一栋房屋,欠了些钱,他想要尽快把钱还上。

现在,欠款已基本还清,但王清源仍然坚持出省务工。他的动力从还债转移到了家人身上。作为一个四世同堂家庭的顶梁柱、两个孩子的父亲,他身担重任。“对于一个男人来说,给家人更好的环境才是最重要的。虽然很担心孩子缺少父爱,但有舍才有得。”为了兼顾工作和家庭,他和妻子商量每年都尽量回家一次,毕竟路途太远,经常回家并不划算。

对于此次乘坐“滇粤号”劳务协作专列返岗,王清源幽默的以一句“我什么都不知道就到惠州的厂里了”来总结。“前几天,村委会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在伯恩公司上班,告诉我有回免费专列到广州,问我去不去,我就报名了。”从告别家人,坐上大巴,到在昆明南站等待专列,王清源像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有大巴车我就上了,到这里有工作人员给我票,告诉我拿票就能上专列。”7小时后,王清源到达广州南站。“下车就有车来接我们,送我们回伯恩公司。”

回到伯恩光电后,因返岗专列“点对点、一站式”的接送,王清源没有被要求隔离。第二天,他到公司办理了抗疫情特别通行证,有证才能上班。“今天组织我们体检,我一切很好,但我并不清楚这次体检是否针对疫情。明天我可能就要开始上班了”。王清源在电话那头兴奋的告诉记者。

列队喊着响亮口号的务工人员。记者刘璐璐/摄

张自强:东川舍块乡脱贫摘帽 我们也要走上致富路

现年36岁的张自强是本次搭乘“滇粤号”劳务协作专列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之一。家住东川舍块村的他,2018年,搬迁入新居,这次外出到深圳务工,是他成年后第一次出远门,与妻子一道还有其余13名同乡一起外出,让他忐忑的内心难免多了一丝安慰。

记者见到他时,一头干练的短发,发梢还带点染发的黄色痕迹,脚上一双崭新的白色运动鞋,看得出,他非常重视这次外出务工的机会。

张自强介绍,这次将到深圳友联船厂工作。之前在昆明呈贡地铁站干了4个月杂活儿,过年回家后就再没出门。直到今年2月21日,副乡长陈睿给大家开会,宣传外出务工的政策,介绍深圳友联船厂的情况,目前紧缺工人,区人社局已给大家联系好岗位,只要身体健康、愿意外出,就统一组织乡亲们外出务工。得知消息后,我没多考虑,就动员大家一起做好外出务工的准备。2月22日一起到卫生院统一体检,两天后就通知我们,2月27日上午8点40搭乘从东川人社局提供的出发到昆明的包车,到达昆明南火车站后,再统一搭乘2月27日的“滇粤号”劳务协作专列出发到深圳。“路上,东川区人社局的工作人员还给我们发了三桶泡面、两瓶水、两个鸡蛋和一根火腿肠,我们一点也没饿着。政府工作人员考虑得真周到。”

张自强家中育有三个孩子,大女儿今年11岁刚上六年级,最小的女儿刚一岁多,家中五口人,外出务工前全靠他一个人3000多元的工资生活。“副乡长给大家介绍情况时说,刚到船厂做基础工种,按照小时计工钱,22元一小时,如果之后做技能工,变为30多块一小时,按这样计算,我一个月能挣到5000多元,连上妻子的工资,一个月也有八、九千元,在那边还包吃住,我们就能省下很多钱寄回家,希望这些钱能够让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在东川过得舒服些。”

问及张自强,第一次外出务工到深圳是否会担心家人,今后只能一年一见了,他带着些许无奈地说:“在东川没有更好的发展,现在两个孩子也长大了,最小那个让老人帮带,多少放心些,这次下定决心,咬咬牙出去闯荡下,多苦些钱回来也是好的。这次出去,跟我们一样的夫妻工有4对,同乡一共15人,到了那边,也不会太想念家乡。何况人社部门把我们的工作岗位都找好了,从家里出门坐包车,到了昆明坐专列,到深圳工厂有专车来接。政府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帮助,还出钱送我们出去,非常感谢人社局为我们提供的如此好的服务。”

正在排队乘坐滇粤号专列的务工人员。记者刘璐璐/摄

张振:20岁出头在外务工 感谢政府的各项帮扶

与张自强同行的张振从2013年起,就一直独自一人在外务工7年有余。从2015年起至2020年春节前,在浙江丽水市缙云县强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从事摩托车毂生产的工作。今年27岁他,去年在工厂能拿到每个月7500多元的工资,但由于工作环境存在对身体健康有一定影响,今年得知东川就业部门组织大家去绿色无污染的深圳友联船厂时,也就第一时间报名了。“为了身体健康,还是想换个地方务工,一个地方待久了,换个环境也是很好的。”当问起从浙江务工去到深圳务工是否会不适应时,张振一脸从容地说:“花点时间总会适应的,只有人适应环境,自己适应了就是合适的。”张振是家中的独子,父亲由于患病,常年需要药物治疗,希望自己多出去挣钱,让家里经济条件更好些。“父母守着田地,耕种了大半辈子,2018年我们搬迁到新房,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我再出去多挣点钱,希望给辛苦了大半辈子的父母安心养老。”

2020年春节返乡时,张振从东川就业局领取到700元针对云南外出务工返乡人员的车辆等补贴。今年2月,在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非常时期,又能乘坐人社部门统一组织的免费专列去到深圳,一路上不用我们操心任何事,消除了路途中的任何不确定性,让大家安心上岗,感谢政府对东川群众从搬迁到外出务工都给予了充分的关怀和关照。

出发前,身为611名务工人员中的成员,李红、王清源、张自强与张振在其中整齐列队,喊出了“祖国,我爱你”、“武汉,加油”、“深圳,我来了”的口号,这整齐而又响亮的口号响彻整个昆明南火车站的候车大厅,口号代表了大家对全省各级人社部门工作人员真挚的谢意,对武汉的加油以及对复工的渴望之情。(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昆明信息港 记者刘璐璐 张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