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以来,有那么一群人,与共和国同风雨、齐建设、共成长、历繁荣,他们曾为祖国发展添砖加瓦,即使如今已经年迈,也仍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现年85岁的戴仁理,就是这样一位老同志。
努力钻研,一块布上印出苗族裙子的42种图案
出生于1934年的戴仁理,于1947年进入云南印染厂,历任该厂技术员、车间主任、工程师、副厂长。自1952年初到上海学习印花技术至1988年从事印花专业36年,戴仁理先后设计出具有18个民族特色的花布图案二百七十四种,创造出印制不同花型的薄浆快刀、小拉大停等操作法,研究出高浓度蒸汽皂化洗涤工艺,提高了花布的染色质量,为云南印染的发展和国家纺织业的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
1952年初,18岁的戴仁理被抽调到上海第二印染厂专业学习印花技术。戴仁理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白天在厂里进行实践学习,晚上到杨浦区印染厂夜校学习印花的理论基础知识,同时还请人帮他辅导初中课程。“那段时间学习虽然累,但是每天都过得很充实,4年时间转瞬即逝。”回忆起那一段时光,戴仁理仍然充满感激,他认为4年的专业学习对自己提升非常大,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6年,戴仁理学成后回到云南印染厂,在化验室工作,他仍然坚持边工作边学习。彼时,云南各个少数民族的日常服饰仍然靠手工制作,以苗族的裙子为例,一条裙子有42个图案,全靠手工缝制,制作一条裙子需要大半年的时间,这大大限制了劳动力,影响到了日常生产。当时的武定县长发现了这个问题,并派人到各地印染厂考察,希望能批量印染苗族衣裙,但访遍天津、青岛等地的印染厂都无功而返。后来,这位县长只好拜托云南印染厂来帮这个忙,当时的厂长权衡再三,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刚从上海学习回来的戴仁理。
接到这个任务后,戴仁理马上着手开展相关工作。1956年底,他带着另外一位同事去武定县的苗家山寨实地考察,与苗族同胞同吃同住半个多月,采集了大量图案样本,并认真观察苗族裙子的具体制作过程。
从苗家山寨回来后,戴仁理便一头扎进了苗族裙子的印染研究中。由于花色复杂,他发现机械无法生产,于是便决定使用手工印染的方式,来生产制作苗族裙子所需的花布,但是如何在一块布上印染42种不同的图案,难倒了当时的所有人。作为研究小组组长的戴仁理,每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晚上更是翻来覆去无法入睡,厂里其他人也认为这简直是异想天开的事情。好在当时厂里的领导非常支持戴仁理的研究工作,给了他很多鼓励,经过两个多月的思考,戴仁理决定使用防染印花和嵌套手工印花的技术来印制这批花布。
思路想通了,接下来就需要验证这个思路是否行得通。戴仁理又和同事投入到化验室的实验中,从小样到大样,经过300多次大大小小的试验,他们终于在一块7公尺半的布上印出来了苗族裙子的42种图案。原本需要一个人花半年时间才能制作的一条苗族裙子,在他们这一套工艺的推动下,可以实现平均一人一天做10多条,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苗族同胞的劳动力。
收集的4个花型成为国家标样,获评全国劳模
1958年至1960年,戴仁理和同事先后到云南各个州市收集了21个民族200多个品种的民族图案,并生产成独具民族风格特色的花布。在1959年国庆节期间,这一批花布中的20个花型品种参加了全国评比,其中4个花型被评为国家标样,16个被评为优秀。同年,戴仁理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云南印染厂生产的民族花布逐渐声名远播,香港商人打来电话要订购,缅甸总统到访中国时,在北京看到正在展览的花布后,更是一口气定下了20个品种100万公尺的订单;1963年,由戴仁理设计的7款民族花布工艺技术,还曾作为国家科委和苏联交流的民族花布技术资料,为国家争得荣誉。
1981年,已任云南印染厂副厂长的戴仁理,为了更好地研究、恢复民族花布生产,满足边疆及各族人民需要,为民族花布在边疆和内地发展填补空白,毅然辞去职务下到一线印花车间,大力研发、狠抓质量、提高产量、降低成本,使印染厂的民族花布不仅顺利创新、生产,还出口到海内外多个地区和国家,销量遥遥领先,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
戴仁理在印花设备调试、改造,民族花布试验、开发,印花工艺设计、交流学习等各项任务中,带领队伍不断学习,攻坚克难,用一项项优秀成果和不俗的成绩,为云南印染厂的发展,为国家纺织业的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多次参加全国总工会代表大会、昆明市人民代表大会,为行业兴盛献计献策,先后五十余次被评为省、市、厂级劳动模范,195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真实实至名归。
如今,已经85岁高龄的戴仁理和老伴住进了昆明市社会福利院,每天早上、下午都有医生问诊,饮食起居安排得井井有条,两位老人对目前的生活状态都非常满意。
由于工作时长年累月穿着水桶鞋,如今,戴仁理的膝盖已经无法支撑他站立,即便如此,他也表示自己从不后悔。教育儿孙时,他总是嘱咐他们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和学习机会,对自己的工作认真负责,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昆明信息港 记者劳学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