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共和国同龄人”大型主题采访,重点聚焦1949年出生的70岁公民，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家庭和家乡的故事，讴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巨大成就，反映时代变迁和家国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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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黄曙
1949年7月出生的共和国同龄人，当过知青，在杂志社做过摄影记者，后来成为《都市时报》的发行负责人，直到退休。
精彩语录：
“2009年我退休时，纸媒受新媒体的冲击还不大，但是现在大家都在用手机看新闻，报刊亭越来越少了。”
——黄曙
黄曙在翻看老报纸。记者甘凌菲/摄
报纸的距离似乎和人们越来越远，各种消息通过手机向生活入侵。但在昆明云波小区内，一位老人仍坚持着每天看报的习惯，似乎不需要踏出房门，他也能对外面的风吹草动了如指掌。他就是昆明报业集团的一名退休职工——黄曙。
1949年7月出生的黄曙，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曙”代表曙光，意味着黎明即将来临，当年父亲为他起名时，是盼望着昆明早日解放。作为新中国成立70年的亲历者，他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知青岁月，也见证了昆明报业发行大战的“血雨腥风”。
喜欢看报也用手机看新闻，习惯收藏文章
“我看报的习惯就是从干发行工作后养成的，那时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先看报纸”，说话的同时，黄曙放下了手中的报纸，眼镜摆在一旁。他穿着短袖衬衣，马甲背心和笔直的西裤，看上去精神头十足。
黄曙每天会收到3份报纸，遇到有价值的内容就收藏起来，年复一年报纸堆满了半间屋子。他还收藏了各种特刊，见到记者就把装订起来放在柜子里的报纸取出来，自豪地一一展示。在一张张泛黄的老报纸中，最多的当属印着蓝色报头的《都市时报》。
“他平时就三大爱好，拉二胡、弹手风琴和看报，家里攒的这些报纸都多到快要放不下了。”黄曙的老伴埋怨中有些心疼。两年多前，黄曙的眼睛因为视网膜脱落做过手术，不能长时间用眼，但即便如此，他仍然要每天看一小会儿报纸。
除了看报，黄曙有时也用手机看新闻。“我父亲看到好的新闻，会推送到家庭群中，我们也常会讨论哪家媒体写得更好、更及时。”黄曙的女儿说，在她眼里，父亲并不抵触新事物，是位与时俱进的“潮人”。
自小喜爱文艺，插队后被选到宣传队
黄曙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戴旦原名黄万钟，云南解放后，曾任省文联学习研究副主任、文联文工队长等。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黄曙从小便受艺术的熏陶，半个月或一个月去一次剧场看戏，有时遇到剧本调整，一个星期去一次剧院也是常有的事。10岁左右的黄曙，虽然还看不懂戏剧的内容，但这对他之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五十年前的深秋，在一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下，黄曙和同校100多名学生从昆明出发，到德宏州梁河县插队。据《知青档案》统计，1968年至1978年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高达1623万人之多，这场有组织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对整整一代城镇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和两个同学被分到同一个生产队，住的地方很简陋，床用两根树桩搭成，一个月30斤米，蔬菜靠老乡给。”黄曙说，在农村插队辛苦且枯燥，他和另外两人每天早上7点左右出工去田里干活挣工分，傍晚才能休息，一天下来饥肠辘辘。回来后没有多余的活动，只能围坐在火堆边唠唠家常，聊到家人和未来，大家也会抱头痛哭。
黄曙下乡时与知青们的合影。记者甘凌菲翻拍
几个月后，县里的宣传队听说昆明来了知青，决定从这批知青中吸收点“新鲜血液”，挑几个合适的人。黄曙过去在学校里参加过宣传队，并且对二胡、手风琴等乐器非常在行，因此顺利通过了考核。
在宣传队的生活和之前相比有了很大改变，“宣传队承担着整个县的宣传工作，除了日常的排练外，我们还要背着行李到各个村寨去演出，一走就是半个月。”回忆起自己的第一场演出，黄曙记得那是一个蒙古舞，算是当时比较流行的舞蹈，因此很受村民的喜爱。
有一次，黄曙在去村寨的路上由于长时间疾行突发阑尾炎，但是当地的医疗条件较差，无法及时治疗，只能强撑。几天后，黄曙在同行知青的帮助下到腾冲手术。“那时有很多知青为我献血，我很感谢他们。”如今提起这些，黄曙对那些在他生命垂危之际帮助过自己的人都很感激，他说，后来自己找到了其中的一些人，现在仍在继续寻找。
在杂志社做摄影记者，需要自己冲洗照片
也正是因为这一次生病，黄曙提前结束下乡生活，回昆明接受后续治疗。1981年，由于工作调动，黄曙进入《春城戏剧》杂志工作，从事摄影，“我舅舅以前是做摄影的，我也就跟着学一下，最早接触的一台相机是海鸥120，还是黑白胶片，就用来拍拍生活照。”他说。
工作后，杂志需要拍摄更多的舞台剧照和新闻图片，因此给黄曙配了一台日本产的美能达135相机，胶片也变成了彩色。有时他拍照回来需要自己冲洗黑白照片，没有暗房前，为了防止曝光，黄曙只能等到天黑后拉个帘子进行，“洗照片要特别小心，容易沾到灰尘或有划痕，导致画面看着不干净。”但也正是这些斑驳的纹理，才是胶片独特的魅力所在。
黄曙拍摄冲洗的照片。记者甘凌菲翻拍
随着数码相机的出现，胶片渐渐淡出人们视野。“数码相机肯定好啊，清晰度高，不想要了还能删掉，也能保存很多。”现在，黄曙虽然出去玩也会用一台佳能相机拍照，但是最初用胶片相机拍摄照片并在小黑屋中人工冲洗的画面，成了他心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1991年，《春城戏剧》由于受众面窄、读者较少，演变为了《民族文化报》。1999年1月18日，昆明日报社为了整合资源，结合《百姓生活》《都市周末》《民族文化报》三家的优势，创立了《都市时报》。黄曙也一并归到时报，从事发行工作，直到退休。
《春城戏剧》杂志及黄曙拍摄的封面《弹吉他的姑娘》。记者甘凌菲/摄
连载杨天勇案，“蓝色风暴”席卷春城
回想起《都市时报》创刊之初的艰难，黄曙不由得摇摇头，“时报才创立那会儿，和《昆明日报》一起挤在后兴街的一个四合院里，起家费不过才20万，对于一个报纸而言，这可能连印刷费都无法支付。”
当时，发行筹备组只有3个人，为了运送报纸，报社和黄曙商量后，以他个人的名义贷款买了辆微型车。最开始《都市时报》每天只发行6千份，从印刷厂拿来后分发给报贩子，再由报贩子批发给报摊，或卖给跑报的人，以点带面逐渐铺开，覆盖范围主要是城区。
这样的二级代理的方式持续了近一年之后，1999年的冬天，《都市时报》发行部为了打破“报头”的垄断，组织了一支几十人的发行队伍。“大家早上6点半左右来取报纸，然后骑着老式自行车分区域直接送报上摊。”中间环节减少后，《都市时报》的批发瓶颈随之被打破，不仅上摊时间大大提前，报摊覆盖率也有所上升。
黄曙向记者展示《都市时报》。记者甘凌菲/摄
“让报纸发行量从6千份一举跃升到10万份的，主要是2000年，尤其是‘杨天勇案’连载的那个月，包括我们和采编人员在内的全部员工，都要去大街小巷叫卖报纸。”黄曙还记得，有天11点左右，第一批印发的3万份报纸已经全部售罄，又紧急联系印刷公司加印，很多读者每天甚至在报摊上守着买报。
与此同时，发行部也拉起了一支零售队伍，开始时只有100人，后来又组建了发行站，按东南、东北、西南、西北4个零售中心站划片作战，人员扩充到600多人。为了争取到更多的订户，发行员挨家挨户上门推广，黄曙说：“那时候我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去小区坐镇督促发行员，一个小区多的话能争取到上百家订户，少则几十户不等。”
黄曙说：“报社曾经还买了几百辆自行车，防水板上喷着蓝色油漆和‘都市时报’的字样，短短一个季度，时报的发行‘小蓝帽’就遍布全城，单日发行量急剧上涨，并率先进行了报纸发行量公证，在云南报业市场掀起了一场‘蓝色风暴’。”
亲历报纸价格大战，订报一年只需20元
2000年，黄曙的女儿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昆明报业集团，从事财务工作。她说，“当时我主要负责收《都市时报》的广告款，在‘蓝色风暴’的影响下，2003年左右时报的营收非常好，收入连续过亿，甚至出现多次整版都是广告而新闻不够放置的情况。”
后来，随着同城报业竞争日益激烈，各家媒体之间相互比拼实力、发行量和广告。为了争夺固定用户，一场惨烈的发行“肉搏战”在昆明开打，20元钱看一年报纸的事情发生了，一份报还不到6分钱，且不回收旧报。
“2006年6月，有家生活类报纸率先挑起38块订一份年报的价格大战，另一家老牌报纸也突然加入降价行业，祭出25元订一年的杀手锏。”黄曙记得，当时的报业竞争非常惨烈，时报在反复斟酌到底“跟还是不跟”之后，决定以每份报纸20元每年的价格进行还击，若对手降到19元，时报就降到18元；对手降到1元，时报就不要钱，白送。
此举一出，时报在短短一周内，就完成了全年的征订任务。“降价促销只持续了一个星期就被省新闻出版局叫停了，那时每个订户一年下来仅是卖旧报纸的钱都比订报纸的高。”有媒体曾报道，昆明市都市类报纸为争夺同一市场的发行量和广告份额持续鏖战，一年发行大战打下来，一家报社支出促销费上千万元的情况并不鲜见，最多的甚至达到5000万元。
新媒体迅速发展，纸媒站在转型的十字路口
黄曙所负责的时报发行队伍，从开始筹备的3人，慢慢发展到几十人、几百人，发行量超过20万份时，队伍已经扩张到了上千人，发行部变成了发行中心、发行公司。发行量也在一次次公证中，从最初的6千份逐渐增长到39万份。
“2009年我退休时，纸媒受新媒体的冲击还不大，但是现在大家都在用手机看新闻，报刊亭越来越少了。”黄曙说，他退休后报纸发行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冲击。如今，新媒体浪潮席卷而来，纸媒站在发展的十字路口，如何转型升级，成为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黄曙在翻找老照片。记者甘凌菲/摄
这些年，黄曙的女儿既和父亲一起见证了《都市时报》的辉煌时期，也看到了之后纸媒的业绩下滑。当越来越多的人放下报纸，拿起手机时，她认为这就是大势所趋，“传统媒体营收下滑是肯定的，时报也在积极发展新媒体，并且他们在新闻方面有自己的优势。”
“新媒体的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了想象，我还要不断地学习。”在传统报业与新媒体融合正在加快的当下，黄曙表示，不论通过什么方式，都希望看见媒体生产更多优秀的、有价值的作品，为昆明的经济文化、社会事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昆明信息港 记者甘凌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