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用电脑写作、把玩手机，使我的视力已经大不如以前了。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喜欢用喜马拉雅听书了。前日，感到眼睛累了、有些不适，便打开喜马拉雅App，收听《一本书读懂日本历史》，在更新下一集时，偶然看到了网上推荐的历史书籍名录中有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

　　这一下，勾起了我4年多前的一件往事。

　　那是2014年11月的一天上午，有春城文化人好友陈波相约，我们一起驱车从昆明主城区赶往宜良县，去看素有“滇中八景”之一美誉的岩泉寺。

　　它位于宜良县城西的金星村，距昆明约50多公里。

　　是日，有些天阴，不过没有下雨。车行约2小时后，便抵达了岩泉寺。

拾级而上，带我们参观的宜良朋友介绍说，禅寺所在的小山，形状如同一只卧狮，从古至今当地人都喊它伏狮山，也叫岩泉山。尤其特别的是，此山岩下有清泉昼夜喷涌，水质甚佳、且流量大，常年不断。《宜良县志》说它：“水流潺潺，漱激于石，其声琮争如环佩。”  

　　进得禅寺，我发现整个环境确属山环水抱、雅静清幽，怪不得有“岩泉漱玉”之美名。

    历史记载，岩泉寺始建于元代，为云南著名高僧盘龙祖师莲峰开山所在。公元1340年，莲峰云游到此，发现此乃风水宝地，遂结草为庵，以弘扬佛法。祖师去后，其徒子徒孙们在此兴建祖师殿，世代供奉，将其发展成为当地佛道合一的胜境名寺。明代中叶后，一代一代的文人学士慕名而来，上山饮泉、品茗，留下了诸多诗文，令岩泉寺名声大噪。清代中叶，江苏学者陈孝治参访了此寺后，赋诗《秋日游岩泉寺暮归》赞到：“为爱岩泉胜，迟归暮色交。乱猿啼峭壁，老鸦下危巢。月向峰头出，诗从画里敲。回看城郭近，灯火隔林梢。”清末，云南状元袁嘉谷等也曾慕名来游，并同样禁不住吟诗题壁。

　　依山而据的岩泉寺，居高临下，可俯瞰宜良坝子。总体上，它和国内其他地方的许多禅寺布局规制差不多，主要景观不外乎是大雄宝殿、观音殿、财神殿、关圣宫、龙王庙、玉皇阁、摩崖石刻等。

    是以，放眼全国，岩泉寺无论从其历史、规模、建筑等看，都算不上中国最有名的寺庙，但恰恰因为一个文化名人，而使它载入中国文化史册，令人刮目相看。

　　游览此寺，发现岩泉寺与众多寺庙不同的是，也是我此行最大的意外收获，竟然发现了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足迹。

　　唐代大文学家刘禹锡在其《陋室铭》中说过：“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他的话，如果用在地处云南边疆这小小的岩泉寺上，可算是再合适不过了。

　　说来惭愧，在滇地行走多年，此前竟不知昆明附近有这样一个与堂堂国学大师结缘、并诞生了一部中国史学名著的宝刹。

　　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中国“史学四大家”的钱穆先生，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国学宗师”。

　　钱穆先生乃江苏无锡人，生于1895年。他没有有读过大学，也没有出洋留学，而是靠着自学成才，一点点由小学教师而中学教师再到大学教授，实乃奇才。1930年，他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而一举成名，被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推荐，受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1937年起，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后来，去香港、台北任教，1990年8月去世。

　　纵观钱穆先生一生，堪称“学富五车、著作等身”，各种专著多达80种以上，且弟子众多。其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和《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

在其众多著作中，最让我惊讶的是，钱先生的史学名著《国史大纲》竟然就是在这个岩泉寺写就的。

    1938年，抗战烽火燃遍华夏，钱穆先生随西南联大迁来云南，先在滇南蒙自的西南联大文学院教书，在此期间，年轻同事、诗人陈梦家几次劝说他为中国通史写一部教科书。钱穆先生最初婉拒，后“为我民族国家复兴前途之所托命”，终于答应，待他刚要动笔，学校正要迁往昆明。为了寻找一清静之处、不被打扰地闭门著书，后经友人引荐，他最终选定了宜良县城西的郊岩泉寺。

他清楚地记得，1939年，上山那天，由著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后来任过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哲学家汤用彤先生，以及对黑格尔哲学深有研究、后来担任过《黑格尔全集》主编、还写过《当代中国哲学》等名著的贺麟先生陪他一起，寺内方丈亲出山门迎接。

　　可以想象，当时的岩泉寺居住条件简陋，被当做禅寺上宾的3位大学者，那天晚上竟是在地板上度过了难忘的一夜。

“是夜锡予、自昭与余同卧外室地铺上。两人言：‘此楼真静僻，游人所不到。明晨我两人即去，君一人独居，能耐此寂寞否？’余言：‘居此正好一心写吾书。’”钱穆先生后来这样回忆到。

正在西南联大执教的他，不辞辛劳，搭乘滇越铁路的小火车，往返于昆明城和宜良县之间，一面给学生讲课，一面回到寺内苦心潜学，终于完成了蜚声中外的《国史大纲》一书。此书为中国通史，洋洋洒洒53万余字，其“引论”最初发表在昆明的《中央日报》上。据钱穆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后来也成了历史学家的云南大学教授李埏先生回忆：“大西门外有一个报纸零售摊，未终朝，报纸便被联大史学系师生抢购一空。一些同学未能买到，只好借来照抄。下午，同学们开始三三两两地聚集小茶馆里或宿舍中，讨论起来。此后数日，大家都在谈论这篇文章。据闻，教授们也议论开了，有的赞许，有的反对，有的赞成某一部分而反对别的部分……联大自播迁南来，学术讨论之热烈以此为最。”

     1940年6月，《国史大纲》全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全国各大学的历史教科书，一时风靡华夏，后多次再版印刷。

翻开《国史大纲》，先生80年前的话语今天看来仍颇有教益、一针见血。他在“引论”中这样写到：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知识之国家。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鲁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

　　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

　　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乎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彼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赖于是，彼岂复于其国家有逾此以往之深爱乎！凡今之断脰決胸而不顾，以效死于前敌者，彼则尚于其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有其一段真诚之深爱；彼固以为我神州华裔之生存食息于天壤之间，实自有其不可辱者在也。

　　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知识，其要在此……

还值得一提的是，钱穆先生寓居于此禅寺时，同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历史学家姚从吾与著名的史地学家、后任台湾国民党教育部长的张其昀等学者也来岩泉寺拜访过。可谓群贤毕至，为禅寺增色不少。

岩泉寺的撰史写作，给钱穆先生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虽然，先生在岩泉寺只停留了短短一年，但直至离开大陆后到台北定居时，忆起数十年前宜良岩泉寺的山居时光，他仍动情地叹到: “回思当年生活亦真如在仙境也！”

　　曾经亲自见证了钱穆先生在岩泉寺修史的还有其侄子、新中国成立后当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弹性力学》闻名的物理学家钱伟长先生。钱伟长当时新婚，来到禅寺看望叔叔并在那里居住了3月之久。在岩泉喷涌的“剑池”旁边的藏真阁，他们一起品尝着当地有名的宝洪茶，谈家常论学问。

　　直到20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一直对岩泉寺念念不忘的钱伟长夫妇俩又两次来访。1994年6月最后一次回访禅寺时，钱伟长先生已是85岁高龄，离当年他的蜜月时光已过了整整55年。抚今追昔，物是人非，钱伟长先生感慨万千，特意为岩泉寺山门题写了“岩泉禅寺”，还写下了“岩坚泉清，宜结良缘”之句，此八个大字已被镌刻于藏经阁废址旁的石壁上，更令岩泉寺锦上添花。

　　山寺寂寞著书，充分体现了钱穆先生严谨的治学品格，一部《国史大纲》，给中国史学界留下了一部经典著作。而岩泉寺，能引来大师留住做学问，足见其魅力不凡。

　　令人唏嘘而困惑的是，如今国家富强，社会发展迅猛，生活与工作条件比当年好过千百倍，可放眼四顾，大学林立，教授、博士多如过江之鲫，但堪称大师的实属凤毛麟角。试问，还有几人能如钱穆先生那般不畏艰苦、坐得住冷板凳而潜心向学呢？或也正因为如此，当今时代才难觅有真才实学之大师踪影。呜呼悲哉！（图影看世界 任维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