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考察,在俄罗斯大约收藏着6000幅中国木版年画。李福清曾和中国专家王树村、刘玉山编辑了《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收录206幅年画,1991年分别由在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列宁格勒的阿芙洛尔出版社出版。由冯骥才主编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是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俄罗斯藏品卷集中收录了中国年画300多幅。

春节年画

在《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中有大量描绘我国春节和与之相接的元宵节的年画。先看描绘春节的年画。藏于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的《正月合家欢乐》,由天津杨柳青大兴画店出品,画面展现庭院、堂屋和厢房的一角,堂屋里儿子、媳妇敲锣打鼓,爷爷在看着孙子、孙女们抽陀螺,推小车、放风筝,欢天喜地,其乐融融。收藏于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即冬宫)

《新年多吉庆》是杨柳青戴廉增敬记画出品的,则表现一家人于厅堂内过春节的喜庆场面。老太老爷和老爷在盛满金元宝和钱的聚宝箱、筐旁,少爷在迎接宾客,女眷们在包饺子,孩子们在炕上享用美食。门楣上有年画,绘着牡丹和白头翁,题曰“富贵白头”,门上贴有春联:“忠厚传家远 诗书继世长”。这幅年画本身又题有春联:“新年多吉庆 合家乐安然”。

《过新年》

最让人称奇的是阿列克谢耶夫1907年在北京购买、现收藏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过新年》,这是一组四条屏,以12个画面表现我国传统的过年习俗,有的画面是打太平鼓;有的画面是舞狮、舞龙;有的画面是放鞭炮;有的画面是放烟花;有的画面是踩高跷,还有放风筝、祭祖、拜年等,内容丰富,人物众多,刻画生动。

这些图像完全可以同文献中记载的过年风俗相印证。我们从笔记和史料中可以追溯到新年风俗逐渐演化的过程。《荆楚岁时记》云: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初学记》云: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一日是谓元日。洁祀祖祢,进酒降神……庭前爆竹,进椒柏酒。新年风俗在演变,但有一些基本的内容会保留了下来,即以对天津在明清时的年节风俗的记载就是明证。乾隆四年刻的《天津县志》载:除夕之夜,人多守岁,故于正月初一日,五更即起而祀神,焚香放鞭爆,供面饺。事毕,合家食团圆饭,饮椒柏酒,饭即饺子,并备干鲜果品、肴馔以佐酒。可见饮椒柏酒、吃饺子等风俗历经时间淘洗,在清季和民初保留了下来,这同俄罗斯所藏杨柳青年画形成了互证。

元宵节年画

关于元宵节,俄罗斯藏品卷亦收多幅,最具历史价值的当是李福清先生本人收藏的杨柳青的《京都佳人才子逛花灯》。画面表现了北京的逍遥公子和所谓“佳人”赏玩花灯的情景。更有趣的是,画中人物大多旁批有名号,公子们有粟张、柳桥、子敬、睡不醒、景川、松岩、晴峰等。才子们既然画上有名,其时当是尽人皆知的公众人物,而今已然难以考索,怎能不令人感慨。“佳人”则有晴岚、春蕙、桂春、小玉、彩凤、宝月、雪春、慧珠、翠屏、瑞云等,这些佳人提拽着莲花灯、鲤鱼灯、狮子灯、火轮船灯,才子们在一旁观赏。从佳人们的名字看,似是青楼女子,趁元宵节携灯招摇过市。可是年画乃千家万户张贴之物,正常人家又如何会将青楼女子炫耀于墙呢?在明清时期,元宵节几乎是少有的允许待字少女与男士杂游的节庆。此年画上的佳人或是良家妇女也未可知。且待方家辨识定夺。

《京都佳人才子逛花灯》

《大逛花灯》收藏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为杨柳青戴增廉敬记店出品。这幅年画描述的是大户人家内院的元宵节赏灯的情景。孩子们或踢绣球灯,或推转心灯,还有人提着蛤蟆灯、螃蟹灯、金鱼灯和福寿灯,悬挂在游廊里的八卦灯、元宝灯、珠宝灯、苹果灯和扇面灯。这里元宝灯、珠宝灯和福寿灯等寄托了对来年富足幸福安康的期待。而可以踢或推的绣球灯、转心灯现在已然消失了。此画在民俗史料方面可谓价值不菲。

关于元宵节的民俗事项的史料是相当丰富的。《荆楚岁时记》云: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先以杨枝插门,随杨枝所指,仍一酒脯饮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在《初学记》正月十五的“叙事”中也没有关于观赏灯的记载,但在“事对”中有“燃灯望月”条,援引《西域记》云:摩喝陁国正月十五日,僧徒俗众云集,观佛舍利放光雨花。《旧京琐记》对清季北京的元宵灯记载较详:正月之灯向集于前门内之六部,曰六部灯,以工部为最。有冰灯,镂冰为之,飞走百态,穷极工巧。

俄罗斯藏品卷中有关元宵赏灯的描绘可以看成是清末元宵节的一个“横切面”,既可与中国古籍中记载的元宵节民俗相比勘,又可与今日的元宵节民俗相对照,发现时光流转导致的民俗演化。

三星年画

在俄罗斯藏品卷中有不少作品涉及信仰民俗,有福禄寿三星像、三皇像、喜神像、天后圣母像,更多的则是门神和财神。这里仅谈谈福禄寿三星年画与俄罗斯汉学家有关著述的关系。

收藏于喀山大学民族学博物馆的《福禄寿三星》,是杨柳青恒裕厚店出品的,这个藏品的品相不太理想,但画面尚可辨认:右边为寿星,他左手执龙头拐杖,右手托一颗蟠桃;中间是禄神,头戴官帽,右后侧有书童陪伴;左边为福星,他怀抱一幼童,这幼童还在放风筝。这是比较典型的福禄寿三星年画。

《福禄寿三星》

俄罗斯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化中有关“福、禄、寿”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都与这一类年画有联系。在俄罗斯学术界,对此类年画的最早的阐释,出自俄罗斯汉学家、俄罗斯中国年画最系统搜集者阿列克谢耶夫。在《1907年中国纪行》中,他写道:我现在已经可以解释这幅画的意义了。之所以说是寓意,是因为中国艺术,无论高雅还是低俗,都努力追求深刻的寓意。这幅画的寓意是要表达各种美好的祝愿。那额头突出的老者是南极仙翁和寿星。寿星是司延年益寿之神。他胯下所骑之鹿表示高官厚禄之意。胖墩墩的童子手拿一只石榴,果籽外露,祈求的是多子多福。

当代俄罗斯汉学家对中国民俗文化的“福、禄、寿”概念的解释,也有迹可寻。在新近出版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神话·宗教卷中,玛丽对“五福”的解释是:五福,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对幸福的价值定位。它首先出现在《尚书》的“洪范”中,即:“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在《桓子新论》的一篇中给出了对“五福”的另一种解释,即指寿、福、贵、禄、安乐。这就是说,“五福”不仅关乎人的精神的安宁,还关乎他在世界中的存在,他与周围人们的和谐相处,而且还有在国家里家族的幸福安宁,以及“子孙众多。”

在同书当中,李福清先生对福星的解释与年画的关系更大:

福星是司幸福的神,它是司幸福的三神——三星之一。关于神祇福星的现实原型有多种说法。最流行的说法是——他是公元6世纪道州(那里出侏儒)的官吏杨成。当时的皇帝喜欢用侏儒来充任后宫,每年都从道州选走不少人。当地的居民十分绝望。杨成为他们呼吁,皇帝只好不再搅扰他们。后来杨成就被神话化成了福星。照另一种说法,福星是唐代的将军郭子仪(公元8世纪),他因在平定安禄山叛乱中战功显赫而声誉卓著。据传说,一天晚上,他睡觉时,梦见一位沐浴在光中的妇人坐在床头。时值阴历七月七,他断定这是织女,当天夜里要同她的丈夫相会。郭子仪请求她赐予自己幸福和财富,对此她回答说,他自己就是福星。在民间信仰中,福星有时候又被解释为赐福的天官。在此情形中福星被描绘为这样的形象,他身着文官袍,手持展开的条幅,上书“天官赐福”。在年画中常常描画天官抱着一个小孩。据说,这是郭子仪送子入宫。在大幅的刺绣画上,福星通常被描绘成在一系列幸福的象征物的环绕之中,比如蝙蝠。在三星都画的情况下,福星被置于中间,其左是寿星,其右是禄星。

在李福清先生的词条中,直接描述了福星的形象特征和三星在年画中的布局。同时,在介绍福星现实原型的第二种说法时,他谈及了郭子仪成为福星的原委,这就与阿列克谢耶夫购于1907年的《得禄听封富贵延年》年画比较接近了。那幅年画表现郭子仪的得胜还朝成为福星,比较符合郭子仪的身份。

从玛丽和李福清写的词条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年画的有关形象是非常熟悉的,并将从年画中得来的知识,写进了词条。他们这样写词条,这多半与苏联汉学的奠基人阿列克谢耶夫对中国年画相当重视,并开创了年画研究的传统不无关系。(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