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华山西路南段，车水马龙。

    路边一溜的烟酒杂货店，枝叶繁茂的行道树将门头几乎遮掩了起来，百年装裱店文古堂便夹杂在其中。

    覃永林俯在红艳光亮裱台上，正要为一幅字画裱画心，身后椅子上摞了厚厚一堆待裱字画，背后的层板贴着新近裱起来待晾干定型的各式字画，其中一幅略有残缺泛黄的绢书，是明清时一状元所写，委托人十分在意，半开玩笑地让他“用命来裱”。

    今年1月，文古堂第三代传人之一彭颐泉离世，同样是第三代传人的彭颐华88岁了，因年迈无力裱拓，百年老店的担子落在了第四代传人彭颐泉之子覃永林的肩上。

    8套碑刻进滇

    文古堂门头右下角挂着商务厅颁发的云南老字号铜牌。

    “我们家原先最早是做黑货的，后来才做红货和白货。”覃永林说，所谓黑货是碑帖，多以烟墨拓印，而红货是圣贤寿幛喜联之类，白货则为字画装裱。

    文古堂肇始于留辫子穿长袍的1872年，彼时店铺在川，以做“黑货”起家。后避战乱，创建人彭祖德挑着8套碑刻木板到了云南宣威。

    拓印碑帖是彭家最拿手的活计，这8套碑刻木板也很讲究，上刻有柳公权、王羲之等书法大家的真迹。清光绪年间，在同乡会引荐下，彭祖德重建文古堂于卖线街（今华山西路）南段西廊，以拓裱碑帖为业。

    后因战乱，老百姓寄希望于神佛保佑，因此“红货”吃香，文古堂便顺势做起了红货。

    “那时候，很多老百姓走几个小时的路，到店里面来请圣贤像。”覃永林说，所谓圣贤像多为菩萨之类，不能以钱交易，只是拿土特产以物易物。

    尽管不是自己所喜之事，但本着养家糊口和不砸招牌原则，文古堂一律都接了下来，加之彭祖德精于拓碑，手艺独到，能将许多名家碑帖的神韵保存在字帖中，很快在昆明站稳了脚跟。

    “故宫博物院也收藏了我们家祖上拓的碑帖，凡是带有‘文古堂’印记的碑帖，市价都要高一些，因为文古堂的技艺为艺术品加了不少分。”覃永林说。

    往来有鸿儒

    刚进文古堂，会略有遗憾，和一般装裱店区别不大，还显得有些凌乱，古色古香味不那么明显。

    但如果抬头，便会发现这家店大有名堂。从天花板上垂吊着3块匾额依次是：黑底金字上书“文古堂”，双钩笔法带着些古朴流畅；金底黑字“延釐篤庆”，这是旧时的祝颂语，字写得大气厚重；继而是一块写着“座有微香满室清”的匾额，清隽灵动。

    这3块匾额的作者分别是现代云南文化大家、发现滇王之印的孙太初；光绪九年进士、昆明近代著名学者陈荣昌；最后一块牌匾作者更是大有来历，清朝吏部尚书昆明人赵光所书。

    除最后一块匾额是文古堂收藏外，前两幅均是挥毫者所赠。

    这就不得不提文古堂第二代传人彭寿祺。他出生于1886年，一生坎坷，早年丧父晚年失去独子。

    而也是在彭寿祺手中，文古堂在昆明有了很大影响力。彭寿祺喜爱收藏，以文会友，结识了昆明不少文人雅士。“甚至朱德当年住昆明时也来过我们文古堂，还有西南联大的一些教授。”覃永林说。

    这间小门店尽管不奢华，却是往来有鸿儒，就连其后事都是孙太初与几位文化人为其打理。

    沉迷二爨碑

    历来学书法的人，都要找到一本好的字帖作为学习范本，然而在字帖尚未盛行的年代，书法爱好者学习书法则需要通过装裱师所制碑帖来完成学习。

    寻碑、拓碑是装裱师的天职，为了得到好的碑刻，他们往往要风餐露宿辗转多地，用墨将字体“捶拓”下来，制成小册子传至民间，方有所得。

    继承父业的彭寿祺也是如此。“我外公最喜这些，当时囤了4箱碑帖书画，最后全烧了。”

    但到云南后，他就被“南碑瑰宝”的《爨龙颜碑》和《爨宝子碑》所迷，过去交通并不发达，但这并不影响彭寿祺对二爨碑的喜爱，几乎每隔两三年定要赶往曲靖拓二爨碑。

    对于二爨碑的造诣，彭寿祺达到什么程度，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孙太初在《文古堂与二爨碑》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他在地摊上买获一本所谓未刻阮元题跋的爨龙颜碑，根据《校碑随笔》一一对照，以为得了真迹，于是捧去给彭寿祺看，结果彭寿祺随手一翻，冷淡地对他说，“这是新拓做旧的本子，要来何用”。

    孙太初自然不信，于是彭寿祺取出七八张此碑拓片，与其手中完全一样，都是宣纸亮墨拓本，有关考校处与《校碑随笔》一一相符。原来这是彭寿祺在抗日战争前亲手做的，专门卖给那些有钱而又不懂的阔人，可以多赚一些钱。

    不变应万变

    原本秉承传男不传女家训的彭寿祺，在其独子过世后，将裱拓技艺传给了大女儿彭颐华，后来彭颐华又传给了妹妹彭颐泉。

    1989年，彭颐泉之子覃永林在华山西路212号重开文古堂。

    近30年过去了，覃永林装裱了上万幅书画，也有幸裱过徐悲鸿、齐白石、郑板桥、唐寅、沈周、吴昌硕等名家作品，最大的感受是变得 “眼高手低”，“尤其是鉴赏书画，我自己水平不怎么样，但是看别人作品非常挑剔”。

    一些顾客送来的作品他“瞧不上”，认为没有装裱收藏之必要，也曾在顾客买了假字画后直言相告，却惹对方生气。“仿造名家的假字画太多了，我裱了几十上百幅圣旨，但是真的就只有两三个，圣旨是很讲究的，无论是材质还是规格、字体，有的圣旨造假造得根本是看不成。”

    但是，覃永林记住了老一辈的话：无论客人拿来的是什么样的字画，他们都要尽心尽力装裱。“不敢马虎，不能做不好，你是老字号，你一个做砸了，人家就能满世界地说，你还不能反驳。”毕竟文古堂的招牌是100多年来祖辈奋斗而来的，他最担心这块牌子在自己手中砸了。

    对于如何保住这块牌子，覃永林恪守以不变应万变的理念。

    “有的传统的东西，变了就不好了，只能不变。”譬如，他案上的那盆浆糊的制作便是永久不变。

    用精面粉发酵1个月，期间需要按照季节、温度换水，发酵后祛除面筋再将面煮熟，煮过再蒸，此时出品的浆糊是火浆糊，不能直接用，必须放置几天，用水养着再发酵。

    “过了不行，粘性太强裱的画就脆了；不到火候也不行，只有最合适的浆糊裱出的画才会绵润。”覃永林说，在机器时代，老辈们在装裱界的传承并未过时，且依然有着极大的优势。（春城晚报 记者连惠玲 文 翟剑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