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海外广东人开的中餐馆，取名多具广东特色，如杏花楼、探花楼、万花楼等，顾客瞄准西人。到后来，便开出许多以内地名城命名的上海楼、南京楼等等，其实也基本上是广东人所开。之所以这样命名，大体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民国以后，唐人街外的中餐馆所在的繁华之地，多了许多的留学生和华人政学人士，这些人渐渐地成为重要的生意对象。这些人，当然多半不是广东人；在中国，广东人毕竟只占约三十分之一。因此，为招徕之故，名从实改了。

    他们为何爱去伦敦的中餐馆

    对民国时期的伦敦中餐馆有详细观察和描述的华五先生讲述的故事是：“华英楼换了老板后，我便不常去了，却转到丹麦街的南京楼去吃饭。”南京楼之后是新卜吨街顺东楼，顺东楼之后是上海楼。仿佛为了追求故事一般，上海楼真有故事：

    上海楼能够吸引人，它的吸引力不在菜饭，不在茶与酒，而在一个意大利侍女。这侍女是一个矮小的姑娘，动人之处在于她的黑的头发与黑的眼睛，还有唇边的笑与红。除了以纯粹吃饭为目的的人外，凡是到上海楼去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盯她两眼，甚至于许多眼，直到她笑了为止。

    这意大利侍女最初来到伦敦，举眼没有一个亲人，终日在街头闲度，筹备着想寻找一条生的路径。破旧的衣服里是饿的肚子，饿的肚子里是一颗跳动的心。从疲乏的神情中，表现出的是少女们不寻常有的美与诱惑，但是伦敦城来来往往的过路人没有一个看出她的美，幸得我们中国人中有一个老裘认出了她是一朵花。老裘既然发现了她的美，便从尘胡里揭开她的真容，再介绍给上海楼的老板做侍女，她自然乐得有了一个归宿，不再遭受日晒风吹雨淋。

    人，照情理说，总是知道感激的，投桃报李的礼节更是古今中外人所同具。老裘不算白费了一番心力，上海楼也同样地获得了感应。华侨学生中有几个有钱的常常来吃饭，不管风、雨、雾是怎样的大，路是怎样的湿。(华五《伦敦素描·中国饭馆》，《宇宙风》1936年卷第9期第459-461页)

    《新中华》1935年第20期所载晶清《说吃》一文也写到了上海楼：“阔少们、腰缠颇富的寓公和商人、大使馆的大小外交官，他们才是这几家饭馆的主顾。随便小吃的时候，就到上海楼或顺东楼等处，正式宴客或有男女外宾随同时他们会到探花楼去，饭馆的设备既华丽，而身穿礼服的堂倌们又十分神气，在音乐演奏中开香槟，嚼鱼翅，喝燕窝汤，说起来虽然有些不调和，但也就很够排场了。”

    十年之后，1946年，一名记者韩钟佩被特派到伦敦，她对上海楼情有独钟：“我最喜爱的一家馆子是上海楼，上海楼开在希腊街，由一位中英混血种的小姐主持。这馆子原是一位中国人所开，他娶了一位英国太太，儿女成群，临终时把这一生经营托了大小姐经管，大小姐也不负所托，把它经营得蒸蒸日上。我想我之所以喜爱上海楼，第一因为它环境清幽，但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有两色菜是地道中国做法，一个是香肠，一个是豆腐，偶而也能在那里吃到粉丝汤。后来我们和大姐相熟，她常在我们的谢声中，端出一碟腐乳来给我们佐餐。”但作者所说的原因，听起来却颇为怪异——那是因为在伦敦开中餐馆也不容易，这些东西已很难得：“粮食的配给是使你浑身解数无法施展，更加以粒米全无。偶尔能在中国馆子吃到那些腐乳、粉丝、虾米、豆豉，都是索价奇昂。记得我在那里买过几次酱油，一瓶要一镑(即四美金)，粉丝一扎要半镑。地道的中国菜，像鱿鱼、咸鱼、虾米、腊肉等都是从利物浦运来。”

    英国的下午茶更像我们的晚餐

    中国人到了英国后，除了饮食本身不习惯，饮食的时间和方式也同样不习惯。中国人早起早睡，一日三餐，英国却是晏起晚睡，碎分成四五餐。学生也无法例外，留学生自然也只能入乡随俗。有留学生留下了作息进餐记录：

    通例七时半左右起身，八时余早餐，食物为牛奶、麦片、火腿、鸡蛋、面包果酱、乳酷及茶等。上课时间最早者自九时起，英人习惯皆在下午一时左右吃午餐，故上午上课时间最迟者为十二时至一时。下午上课时间自二时至五时止，盖五时左右为英人吃茶时间也。英人之茶，吃有定时且必佐以面包果酱、牛奶、糕饼乳酷及果品之属，在吾人视之宛如一餐，至少亦应名之为茶点方为适当。此类习惯在昔仅行于中上等家庭，近数十年来已通行于一般社会，食物质料虽有不同，但几无人不吃茶矣。用茶毕后为学生自修时间。至九时左右即用晚餐，食物多较午餐简单，大概冷碟一份，面包奶油，乳酷果品及少许饼干而已。晚餐毕则可自由谈玩，或阅读软性文字，或听无线电及留声机。普通就寝时间均在十一时左右。(潘学德《留英学校生活漫谈》，《服务月刊》1939年第1卷第1期，第91页)

    由此看，英国人晚餐像我们的消夜，下午茶像我们的晚餐，也像我们一样最为重视，这可是出乎我们今日的观察与想象的。有一个说法，可以显出这种重视程度：“英人习惯，下午五点钟，照例吃茶一顿。红茶一壶，面包两块，点心一盘，生菜一碟而已。有时加鸡蛋一枚，或小鱼一尾。”在中国人看来，这并不丰盛隆重，但在英人，“则主妇之大要好也，住客须请看电影或吃中国饭以酬之”。(《现代学生》1933年2卷6期余自明《英国留学生活之断片录》，第7页)

    朱自清《欧游杂记》中写道：“欧洲人一日三餐，分量颇不一样。英国早晚饭并重，午饭轻些。英国讲究早饭，和我国成都等处一样。有麦粥，火腿蛋，面包，茶，有时还有薰咸鱼，果子。午饭顶简单的，可以只吃一块烤面包，一杯咖啡；有些小饭店里出卖午饭盒子，有些冷鱼冷肉之类，却没有卖晚饭盒子的。”

    不过，无论多重视多丰盛的下午茶，毕竟是下午茶，终究无法跟晚餐或者晚宴相提并论。因此，朱自清大概是以中国的“小人”之心度英国的“绅士”之腹，认为他们是常以便宜简单的下午茶请客来代替昂贵的晚宴：

    英国人每日下午四时半左右要喝一回茶，就着烤面包黄油。请茶会时，自然还有别的，如火腿夹面包，生豌豆苗夹面包，茶馒头(TEA—SCONE)等等。他们很看重下午茶，几乎必不可少。又可趁此请客，比请晚饭简便省钱得多……英国人喜欢喝茶，过于喝咖啡，和法国人相反；他们也煮不好咖啡。喝的茶现在多半是印度茶；茶饭店里虽卖中国茶，但是主顾寥寥。不让利权外溢固然也有关系，可是不利于中国茶的宣传(如说制时不干净)和茶味太淡才是主要原因。印度茶色浓味苦，加上牛奶和糖正合适；中国红茶不够劲儿，可是香气好。奇怪的是茶饭店里卖的，色香味都淡得没影子。那样的茶怎么会运出去，真莫名其妙。(《欧游杂记》)

    其实这就对了。茶饭店重在饭，茶不重要，曷求其味？就像广东人的喝茶，重在吃，茶之味有所不计。

    “茶饭店有时备着骨牌供客人消遣”

    英国的茶饭店开得到处都是，而且相对便宜，所以朱自清1932年五六月间访英时，颇有体验，多有观察记录：

    茶饭店便宜的有三家：拉衣恩司(LYONS)，快车奶房，ABC面包房。每家都开了许多店子，遍布市内外；ABC较少些，也贵些，拉衣恩司最多。快车奶房炸小牛肉小牛肝和红烧鸭块都还可口；他们烧鸭块用木炭火，所以颇有中国风味。ABC炸牛肝也可吃，但火急肝老，总差点儿事；点心烤得却好，有几件比得上北平法国面包房。拉衣恩司似乎没什么出色的东西；但他家有两处“角店”，都在闹市转角处，那里却有好吃的。角店一是上下两大间，一是三层三大间，都可容一千五百人左右；晚上有乐队奏乐。一进去只见黑压压地坐满了人，过道处窄得可以，但是气象颇为阔大(有个英国学生讥为“穷人的宫殿”，也许不错)；在那里我往往找了半天站了半天才等着空位子。这三家所有的店子都用女侍者，只有两处角店里却用了些男侍者——男侍者工钱贵些。男女侍者都穿了黑制服，女的更戴上白帽子，分层招待客人。也只有在角店里才要给点小费(虽然门上标明“无小费”字样)，别处这三家开的铺子里都不用给的。曾去过一处角店，烤鸡做得还入味；但是一只鸡腿就合中国一元五角，若吃鸡翅还要贵点儿。茶饭店有时备着骨牌等等，供客人消遣，可是向侍者要了玩的极少；客人多的地方，老是有人等位子，干脆就用不着备了。此外还有一种生蚝店，专吃生蚝，不便宜；一房东太太告诉我说“不卫生”，但吃的人也不见少。吃生蚝却不宜在夏天，所以英国人说月名没有“R”(五六七八月)，生蚝就不当令了。(《欧游杂记》)

    通过观察，朱自清认为茶饭店才是本色的能够代表英国烹饪：“旧城馆子和茶饭店等才是本国味道。茶饭店与煎炸店其实都是小饭店的别称。茶饭店的‘饭’原指午饭，可是卖的东西并不简单；煎炸店除了煎炸牛肉排羊排骨之外，也卖别的。”茶饭店里有一种甜烧饼(MUF-FIN)和窝儿饼(CRUMPET)，让朱自清念念不忘：

    甜烧饼就仿佛我们的火烧，但是没馅儿，软软的，略有甜味，好像掺了米粉做的。窝儿饼面上有好些小窝窝儿，像蜂房，比较薄，也像掺了米粉。这两样大约都是法国来的；但甜烧饼来得早，至少二百年前就有了。厨师多住在祝来巷(DRURYLANE)，就是那著名的戏园子的地方；从前用盘子顶在头上卖，手里摇着铃子。那时节人家都爱吃，买了来，多多抹上黄油，在客厅或饭厅壁炉上烤得热辣辣的，让油都浸进去，一口咬下来，要不沾到两边口角上。这种偷闲的生活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后来的窝儿饼浸油更容易，更香，又不太厚，太软，有嚼劲些，样式也波俏；人们渐渐地喜欢它，就少买那甜烧饼了。一位女士看了这种光景，心下难过；便写信给《泰晤士报》，为甜烧饼抱不平。《泰晤士报》特地做了一篇小社论，劝人吃甜烧饼以存古风；但对于那位女士所说的窝儿饼的坏话，却宁愿存而不论，大约那论者也是爱吃窝儿饼的。(朱自清《欧游杂记》，第158-159页)

    这种英式茶饭店，颇类后来香港兴起的茶餐厅；两者之间，不知有无渊源；如有，又是怎样一种渊源，目前尚无更多材料以资说明，颇耐人寻味。（云南信息报 作者周松芳为学者，著有《岭南饕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