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日手机快被两条针尖对麦芒的微博给刷屏了：一个是“大班主”郭德纲编修《德云家谱》完了念叨——“另有曾用云字艺名者二人，欺天灭祖悖逆人伦，逢难变节卖师求荣，恶言构陷意狠心毒，似此寡廉鲜耻令人发指，为警效尤，夺回艺名逐出师门”；一个是“大金子”（曹云金）这两日的“大起底”——“是时候了，也该做个了结了”。

    虽然平日里，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说相声的没好人！”可是内心里对于这些相声演员却还是喜爱的。

    但是，相声起于街头，也被人称之为街头“玩意儿”，它也要求相声演员要接地气，要了解市中小民的生活。即便相声演员有钱了，也得把姿态放得低调一些，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相声演员台上台下，手上不戴镏子或者扳指，脖子上不怎么挂链子，衣服也多朴素，行事也尽量低调。

    然而德云社的这件事，借着如今发达的网路，却弄得哪个不知，无人不晓，真是让人心生几分感叹。

    解放前的相声演出

    在旧社会中，“说相声的”绝对算不得是一个单独的行业，而应当算在“跑江湖”的。这些江湖中人中分为“八门”，曰“金皮彩挂，平团调柳”。这八个字分别指的是八个行当：算卦相面的、卖野药的、变戏法的、打把式的、说书的、说相声的、投机倒把的以及唱戏的。

    这些行业有个共同的特点：从头到尾全凭着这些江湖人的一张嘴，故而也有人说这是吃“张口饭的”。因此，过去说相声的艺人，也多少会一些别的门的生计，而跟“说相声的”走的最近的一般是“西河大鼓门”或者“评书门”，不过彼此的师承还是独立的，分枝各论。

    此前，在“跑江湖的”行业内部主要靠“长春会”来维持，用现代的话来讲，这是某种行业团体的自发性组织自治。这里面一般公推当地的“跑江湖”中有威望的长者来担任会长一职，可以是一位，也可以是几位。

    如果行业内遇到了什么事故或者纠纷，一般要交由会长来裁定。

    民国之后，由于大量的西方文化和资本势力的引入，作为传统代表的当乡本土的“长春会”受到了巨大冲击。尤其是在资本集中程度最高的城市中，一些新式的老板已经不太在意传统的行规，一般都绕过了“长春会”去和演员联系，这就瓦解了“长春会”过去应有的组织演出的功能。

    很多茶社和剧场的新式老板实际上掌握了演出市场的发言权，他们可以直接安排演出的地点和时间，而不像以前需要知会那些“老会长”。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民国前，抑或是民国后，安排演出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都不是“师父”应该管的事——要么是“会长”或者“老板”出面，要么是自己去寻个地方画锅去，师父只是负责授业的。

    另外，如果具体到“相声门”中，我们会发现，相声这个行当在演出市场当中的地位更是非常的低，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资本。普通演员除了在天桥撂地卖艺，一般也就是去茶馆演个“花场”（各种曲艺杂烩的演出），而且在一场演出中也占据不到什么好的位置，最多是“压轴”（又称“倒二”，是所有节目中倒数第二个节目，而非平常大家所误解的最后一个节目）。能“大轴”的（最后一个节目），最初唯“万人迷”李德钖一人而已，后又有侯宝林先生。不过人数寥寥，不足以争。

    另外，有一段传统相声叫《大审案》，或多或少也能反映当年如何“找堂会”——找一个组织者，让他聚齐一帮艺人，可是这里都没有反映师承对做艺的决定性影响，毕竟这是两回事。

    解放后的师徒关系

    解放后，整个国家都处在一个全新的蜕变之中，相声也不例外。在这段时间中，传统的师徒制也产生了某种变化。在这段时间当中，有一位相声演员打破了传统中的师承方式，感受到这种变化的益处，这就是马季先生。

    马季先生，原名马树槐，祖籍是天津宝坻人氏。幼年去上海打工，而后回到北京，在新华书店工作。1956年，全国工人业余曲艺观摩会演在北京举行，马季先生也由此出道。

    当时，中国说唱团的领导将马季先生委托给侯宝林、刘宝瑞等人为徒，这在之前的相声门中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要知道，在旧社会，师父私底下“夹磨”（教学）徒弟，是绝对不许旁人偷学窍门的，更不用提这几位顶尖的演员同时传授一个人。

    故而，当时马季先生真的是得天独厚的一位，恐怕日后都再难寻。其实当时的领导也好，当时相声门中人也好，头脑中已经不再有那种门派之别了。或许在他们看来，这更类似我们现在学校中的“老师-学生”走读关系，而不是之前“封建师徒”关系。

    除了师承关系的改变，相声演出安排方式也有所改变。街头的相声艺人越来越少，进入到文工团之中的演员越来越多——相比起之前的见天吃饭的撂地演出，或者时常受到资方压迫的情形，能进入到文工团享受固定待遇，是非常值得羡慕的。

    在此过程中，旧社会中的组织者基本就消失殆尽了，演出的安排更多地在“各级领导”手中。同时，这时期的相声表演开始有了更浓重的“舞台范儿”，穿西服的越来越多，穿大褂的越来越少。

    德云社的黄金时期，郭德纲曾捏着鼻子学李菁。此外，昔年相声界的“文字辈的”四个老头，老了老了倒找到自己舞台的四个老头：双肩抱拢张文顺、有点儿意思王文林、嗓音宏亮李文山、口齿伶俐邢文昭。那时候郭德纲有个节目，就是让四个老头倒着班的给自己捧哏。

    但在之后，多个德云社的演员离走。后来，曹云金又因为签合同一事离开德云社。

    说实话，就算是传统的三年零一节（徒弟要在师父家中学徒三年零一节，这一节指的是端午、中秋、春节中的一个，也就是说，学徒期大概是三年半，学徒期间不给工资, 3年学徒出来后才有工资），外加两年打工钱，也没有这么一签十年合同的吧？可能郭德纲觉得自己家里的人给个面子总该签下，有什么事日后再说。可这是合同啊……签了就有法律效力。

    看似传统的

    德云家谱

    传统师徒关系，其实不仅在相声里，在传统曲艺行当里都是很普遍的现象。不过正如在前文中所提及的，师徒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师徒关系其实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解放前，三年零一节的学徒，吃住皆在师父家中，虽然免不了伺候师父起居的琐事辛苦，然而也必然要得到师父的私传。

    解放后，至少在文工团中，这样的模式是运行不下去的，在这里师徒关系其实更像是一种“老职工带着新职工”的感觉。

    无论在哪一种模式下，教育的效果应当是肯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都类似现代意义上的单对单授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师徒关系都不是工作关系——师徒关系是技艺的传授，而不是相互管理的关系。师父对徒弟的管理仅限于在学徒期间，一旦学徒期满，在工作上彼此就是同行关系了，师徒关系更多地体现在私下的情分上。

    在解放后的那种新式师徒关系中，即便在“学徒”期间，师父也就更没有以往那么大的权限了，新老职工之间也不是领导和下属之间的上下级关系。总得来说，师徒情分和分蛋糕这两件事当然要区分开来。

    可是在德云社中，师徒关系和工作关系似乎是被等同了。说实话，在我看来，无论是大金子，还是何云伟在学徒期满之后，大班主其实至少不应当再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徒弟，而应当是自己的同行。

    谈合同的话，就要按照市场价格来给，双方合议不成，“学徒”自谋生路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生意的归生意的，师徒的归师徒。

    如今德云社编写了这份家谱，看似是在叙师徒关系，实际上却是在行管理之事。郭德纲在微博之上的历历红字，为警效尤，很难不让人觉得这是在做给其余徒弟看。

    要知道，相声历史上其实也不是没编过家谱类似性质的东西，然而那是为了厘清和统计各地的相声演员。要知道，过去“逐出师门”可是得把罪徒所犯之事一一言讲出来，然后通告全行。

    不过这一般都是门内事，断然没见到如此大张旗鼓的，由是观之，《德云家谱》看似传统，其实倒真的算不得是一个传统的事情。（云南信息报 作者聂建松为北京大学宗教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