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上读经班

    娃读幼儿园中班时，学校里教他们诵读《三字经》和《弟子规》，虽然总听人说《弟子规》是文化糟粕云云，我倒也不特别介意。反正小孩子又不全懂，只当是锻炼记忆力了。让我惊喜的是，娃很快就能将加在一起足有数千字的《三字经》和《弟子规》背得行云流水气贯长虹，连幼儿园老师，都对他强悍的记忆力赞不绝口。

    大人常常是得寸进尺的，我闲来又让他背些《琵琶行》《木兰辞》之类，不是有很多大师回忆童年，提起那些后来才读懂的诗句，总说当年略显盲目的背诵其实是有价值的吗？况且娃对此并不排斥，凭着小孩子的一股心气，很快也都能流利地背诵出来了。

    有天，一个朋友路过我居住的城市，他是搞教育的，我不无炫耀地提起娃背古诗的事，他认真地建议我，你儿子有这种天赋，可以去上个读经班，你们这里就有一个，做得很不错。

    我按照他的指引，去那个读经班观摩了一下，不大的一间教室，一群孩子哇啦啦地念书和背书。其中有个小男孩，大概只有三四岁的样子，圆圆的脑袋，大大的眼睛，皮肤雪白干净，像是幼年唐僧，居然能将《大学》一口气背上几大段，宛然一个未来鸿儒正在养成中。他家里人和别的家长说，平时还经常带他去打坐什么的，修身养性。

    我顿时有了时不我待的急迫感，赶紧把娃也送了进来，等到他很快也能将一篇《大学》从头背到尾时，我备受鼓舞，得陇望蜀，遥想再过几年，娃应该能将那些典籍都背得烂熟，这种储备，也算先同龄人一步。

    我并不是一个人，娃娃在教室里背书时，大人就在外面聊天，他们大都比我们来的时间长，有的还是穿城而过，长年累月，风雨无阻。他们也觉得现在竞争太激烈，应该趁孩子现在空闲尚多来打个底子。唯有那个“幼年唐僧”的父亲比较激进，他认为，应试教育一塌糊涂，他考虑将来放弃高考，听说某地有个很好的国学班，寄宿制的，先生带着孩子读国学、学英语、习武练气功等等。他盛赞那位先生，说是人中龙凤，远非一般的中小学老师能比：“既然能跟这样的人学习经典，何必在应试教育的体系里浪费时间呢？”他看上去很激愤，他的激愤让我警惕。

    我也深知应试教育有很多弊端，但它到底是一个体系，经受多重监督，有很多讨论和试错，它也许会扼杀掉孩子的一些天分，使他们平庸，但也比押在一位“先生”的学问道德身上要安全。而根据我有限的经验，被渲染得神乎其神的人，未必是好的教育家，教育是一个长久、细致、考验人的平衡感和耐心的事，来不得半点夸张。

    一种自我催眠

    我没有在读经班坚持到底，倒不是发现什么问题，几个月之后，我娃得了重感冒，读经班的教室不通风，上课时又门窗紧闭，健康无疑是更重要的事，我跟老师说明原委，再也没有带娃去过。

    几年之后，我有机会采访一位著名的国学倡导者，说起我娃也上过读经班，他说，那为什么后来不上了呢？我说起他生病这件事，他拖着长腔说“那——是你的孩子没有这份福分了”，不满溢于言表。我有点惊讶，如果学习不能让一个人变得更加包容和平静，即使满腹经纶又有什么意义？我后来又见到一些“国学派”人士，也如他这般骄傲与易怒，即使，一开始是想显得和善的。

    随着一些关于国学班的报道出炉，我逐渐明白了何以如此。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他们是复古者，但真相却是，他们是反叛者，他们不屑与平庸者为伍，不愿意随波逐流，自认为有能力另辟蹊径，而“国学”是老天唯独给予他们这些有识见者的一条出路。这些道理看上去很有道理，但是，分寸很难掌握，一不小心就会过了火，跟搞传销的就成了一个思路，变成了一种自我催眠。

    自我催眠是危险的。张爱玲的小说《色戒》里，王佳芝对革命并无了解，但当她的同学要搞一场“美人计”模式的暗杀，需要她担任那个“美人”时，她不自觉地就感染了那种激昂，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女英雄；当她接近需要暗杀的那个汉奸，眼看就要得手时，她突然又被现场气氛所感染，以为汉奸对自己有了真爱，临阵倒戈，放了汉奸。结果呢，汉奸一回到安全的地方，就下令“把那一带封锁，一网打尽，不到晚上十点统统枪毙了”。

    在这篇小说里，我看到的不是爱情，而是自我催眠产生出来的一种迷幻，以为自己就要接近于某种伟大，却最终被这假想出来的“伟大”所出卖。它也适用于很多想当然的教育方式，不只是那种寄宿制的“国学班”，还有不让孩子去学校放家里自己教等等，那种对于自我的信任、对于自由的向往而产生的澎湃激情，足以战胜脱离既有轨道的恐惧，把自己和孩子视为斗士，认为胜利的曙光属于自己。

    被简单化的教育

    个性化的教育里有太多一厢情愿之处，缺乏比较和参照，出了问题还以为是特点，几乎没有纠错机制。如果是艺术家搞实验，问题的确有时可以等同于特点，但教育不是，在教育里，经受和应对烦琐，比激愤与激情更重要。

    不不，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臣服于应试教育的体系下。只是，对于，教育这件事，仅有幻想是不够的。

    很多年前，李方写过的一段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自由这东西，并不总像‘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那样滑溜和矫情；很多时候，它更可能表现为拖泥带水呼哧带喘的状态。”国学班和在家教育让我疑惑之处，就是它太“轻快”了，把教育这件事简单化了，而孩子的心灵如构造复杂的琉璃盏，陪伴他们成长的过程，犹如手捧琉璃盏过独木桥，哪有一些育儿专家说的那么轻松。

    罗曼·罗兰有言：“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国学班和在家教育所缺乏的，大概就是在想当然中取消了那个“看清真相”的环节。只是真相并不是你避开脸就会消失，它不在此时，就有可能在彼时出现，而新闻报道中，那些“国学班”学子的失望，是他们终于与真相劈面相逢，然而为时太晚，补救过来需要花更多的气力。为人父母者，能不慎乎。（闫红）

    面面观

    读经少年：背了十年书 识字却成了问题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台湾学者王财贵在大陆宣讲并建立起一套名为“老实大量读经”的“理论体系”，自言以培养圣贤为目的，以全日制读经为手段。彼时，正是国学热兴起，“读经运动”在中国勃兴之时，王财贵的理论获得大量信众支持。

    十年前，读经热进入高潮，全国近百家读经学堂雨后春笋般建立，大批少年离开体制教育，进入读经学堂求学。如今，最早的一批读经孩子已经成人，他们也成为了这场体制外“教育”的实验品。

    济南少年郑惟生就是其中之一。现年19岁的他在背完20多万字的经书后意识到，自己为之努力的一切都已付之东流。如今，他连最基础的小学英文都不甚了解，一切都得从头再来，很是吃力。

    最好的读经老师不是人，而是复读机

    很少有人的求学经历，比济南少年郑惟生更曲折。

    小学四年级时他离开体制教育，此后九年，辗转八省，先后在十个读经学堂求学。郑惟生回忆，那是一种接近清修的生活，居于深山，无电无网，与经书为伴，每天背诵十小时。从狂热、受挫、困惑到反思，他们推翻了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

    对郑惟生来说，读经生涯的正式开端，是2009年，母亲嫌北京的学堂太宽松，把他送进河北承德山中的新学堂。新学堂在深山之中，满山的草木长得疯野。出山没公路，得坐农用拖拉机。十多个学生，每人一间十平方米的毛坯房，糊了粗糙的水泥，没有自来水，没有厕所，没有暖气。也没有电子产品。学生们各占一座山头，不许互相来往。

    漫长的冬日，四点半就要起床读经。寒风瑟瑟，小屋子里，只能听见自己背书的声音、窗外粗野的风声，火炕下柴火烧裂时的声音。山上没得吃，他们就整月地吃南瓜。没有澡堂，整个冬天也就没洗澡。

    郑惟生说，他觉得最难克服的并不是生活的艰苦，而是求学的困惑。这里说是读经学堂，实际上是佛家的道场，堂主信仰佛教“净土宗”，宗教化极强。郑惟生背诵的经典，虽然也包括四书五经的一部分，但更多的是净土宗的佛经。老师要求学生要“销落妄想”，以“禅定”的状态来背经。佛经中的《普贤菩萨行愿品·别行疏抄》，全书十四万字。郑惟生背了整整一年。

    背诵，不认字、不释义地背诵，就是这所学堂课程的全部。郑惟生认为，没有老师讲解，学生不理解文章意思，背诵是没有意义的。老师的观点则针锋相对，反对学生在成熟之前大量读书，“知道的知识越多，你的障碍越重”。

    在一本经典背诵教材的序言中，编者明言：最好的读经老师不是人，而是复读机，或者会按下复读机开关按钮的人。

    回到体制教育

    2012年，长长的书单也到了背完的时候。摆在郑惟生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成为职业化的佛家居士，要么离开。他选择了后者。在海南一家学堂，他把书一扔，干脆跟着渔民出海去打鱼。不仅是郑惟生，从读经学堂出来之后，很多学生都不愿意碰书了，他们忘掉失败感的方式，是迷恋电子产品，一个学生有一个诺基亚手机，俄罗斯方块他玩了一个冬天。手机没电了，就充着电玩。也有人看韩剧，一看就是整天。

    2015年，郑惟生终于下定决心，准备自考。自考、艺考，回到体制教育，这也是大多数读经孩子最后选择的路。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柯小刚长期观察民间读经运动，常发表建设性意见。他自己也开办书院，在业余时间教授国学。这两年，有近十位读经学生跟着柯小刚学习，一边在同济大学旁听，一边准备自考。柯小刚发现，这群学生的功底太差，识字量不行、错字连篇、英语更是处在小学入门水平。一篇八百字的作文他们写得吃力，他也改得吃力，要从标点符号改起。

    不仅如此，学生们都处于一种相当不安的状态，没有学习兴趣，没有自觉能力。他们性情很乱，既自我边缘化、又掺杂着傲娇和自卑。

    柯小刚显得很沮丧，他曾对读经教育抱有希望，希望能培养一些真正的能读经、为往圣继绝学的贤者和君子。但在这些孩子身上，他看不出这样的志向。（云南信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