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有个毛病，任何饭桌上我不吃杂粮。见了玉米、红薯就躲得远远的。尽管我鼓励别人吃，杂粮营养丰富嘛。道理我懂，但我就是不吃，被人问多了，我只好道出实情：这些东西小时候吃多了，现在都怕。

    我是六十年代生人，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和城市里交替度过的。无论在哪里，倒也没有挨过饿。只不过填满肚子的不是玉米就是红薯，对了，在我们老家乡下，把红薯叫做“老干饭”，我们小孩子在山上野，吃饭的时候大家拿出来熟的生的红薯，就开始“干饭”。

    我认字认得早，到了八九岁的时候，就开始看“字书”了。那些年，书籍少得可怜，我父母经常给我讲以前他们看过的书上的故事，我就如饥似渴地到处找书来看。

    看了书才发现，人家看书是学知识，我看书，却对里面的食物产生了浓厚的食欲。还在看连环画的时候，有一本讲一个小女孩掩护红军伤员，白军军官在饭桌上对女孩说：告诉我伤员在哪，我请你吃鸡头鸭尾巴。那书上还真的画着饭桌上的几盘剩菜，我觉得这对我也是考验，但我肯定过不了关的。

    我记得我自己买的第一本“字书”，叫《海花》，儿童小说，到现在我还记得，里面描写沿海渔村有紫色的罗汉果、晚上才能钓到的石斑鱼。很多年我都在想这些没见过的好吃东西到底是长什么样？

    当时我看的小说《林海雪原》是一本没头没尾的残书，那时候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面的情节家喻户晓，但我看到的是，小分队大破百鸡宴后，用座山雕的原料给自己做的饭：大锅烩鸡肉、清水煮野猪下杂、多料鸡杂汤。比鸡头鸭尾巴好得多，顿时我又觉得干革命值了。

    革命的小说对我也总有诱惑，一本讲抗美援朝志愿军侦查兵的《剑》，里面的战士竟然吃到了牛肉松，还说吃了就有了力气。《敌后武工队》里面，武工队员化装成日本鬼子下馆子，不会点菜，想起有句老话“好吃不贵是木樨肉”，就点了这道菜。直到我现在做这道菜时，脑子里都是这个桥段。

    当时外国文学里苏联文豪高尔基的书是可以读的，他的《在人间》真的写得好，里面有一段：毛皮店的老板用十卢布打赌，让自己的伙计米什卡在两小时内吃完十磅火腿，差点把这伙计撑死。十磅有多重当时我也不知道，但是，那是火腿啊！要是我面对这些火腿，撑死就撑死，革命也不干了。

    后来，外国文学开始解冻，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来了，可我还是没出息地盯着《海底两万里》里面那些好吃的鱼和海产品：牛肉味的海鳖里脊，猪肉味的海豚的肝。我知道，在保护野生动物的现代，这些东西我永远吃不到了，但我没法忘记它。

    倒是汪曾祺一篇小说《金冬心》里面描写了清代扬州平山堂的一次宴会，里面说吃河豚鱼——清蒸杨妃乳，看得我直流口水，后来去扬州，终于吃到了河豚——人工养殖的。这让我坐在雅致的平山堂里，满脑子都是记忆里书上看来的美味。

    现在，我也算是个美食老饕了，也写了不少美食文章。但现在再好吃的东西，都比不上我童年和年轻时，那些我馋涎欲滴地对着的书本。现在才明白。那种饥饿感，是来自于我们这代人的大脑和眼睛，绝不是简单的“闻香下马”。幸好，这一页翻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