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内召开160个学术会议，收取医药企业赞助8.2亿元——审计署6月公布的审计报告，揭开了中华医学会的“灰色生意经”。然而，3个多月过去了，公众并没有等来中华医学会的任何整改信息，新华社的采访要求也遭遇相关部门的“踢皮球”。难道国家的审计监督和舆论监督都打破不了这一官办社会组织的“特殊利益”？

    医药企业赞助学术活动本身没有问题，关键要看中华医学会给这些企业的“回报”是什么、收取的赞助费花在了哪里、学术和收费哪一个才是目的？作为一个学术性、公益性、非营利性法人社团，中华医学会服务于广大医学科技工作者，不能为企业“代言”，不能为自己“谋利”，不能有自身“特殊利益”。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中华医学会充分利用“广告展位、医生通讯录和注册信息等作为回报”获取医药企业赞助，从而使得一些学术会议异化为药企“展台”、公司“广告”的载体。这就是受到社会广泛质疑的“灰色生意经”。而在“生意经”的背后，还有一连串疑问值得追问：巨额赞助费到底去哪儿了？药企赞助对学术会议及参会者有何影响？医学会有无在药企与医院医生之间充当“掮客”？

    中华医学会的“生意经”之所以能念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背后附带着庞大的行政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准公共机构的权力。在审计署公布的审计报告中，将这一问题概括为“一些中央部门主管的社会组织和所属单位依托行政资源不当牟利”。据统计，至2013年底，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13个部门主管的35个社会组织和61个所属事业单位利用所在部门影响，采取违规收费、未经批准开展评比达标、有偿提供信息等方式取得收入共计29.75亿元。不难看出，这本“生意经”很有代表性——依托垄断性的行政资源，背离公益性、非营利性属性，形成自身“特殊利益”，不仅成了民间舆论场上的“二政府”，而且在“办会敛财”歧途上越走越远。

    既然原因指向背后行政资源，那么改革方向毫无疑问就是“去行政化”。这早已成为基本共识，在去年出台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明确将逐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强化行业自律，使其真正成为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主体；探索一业多会，引入竞争机制。而民政部从今年起启动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试点，争取到2015年底前全面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去行政化”是社会组织改革至关重要的一步。打破资源的先天配给优势，让每一家行业协会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让每一个社会组织接受服务对象的公平检验，这样才能探索和建立起一套良好的市场化运行机制，并在最大程度上消遏社会组织的“特殊利益”。

    虽然改革方向早已明确，但“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许多行政机关和其主管的社会组织已经形成“利益共同体”，一方面行政机关将主管的社会组织视为“自留地”，可以提供官员兼职的岗位，可以实现“简政不放权”，甚至可以充当“小金库”；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可以堂而皇之地“拿政府的鞭子，戴市场的帽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能否打破特殊利益格局，这是当前改革遇到的普遍问题，也是真改革和假改革的评判标准。面对中华医学会反映出来的社会组织共性问题，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开启一场消遏“特殊利益”的自我革命，从组织、财产、人员等方面将行业协会和行政机关彻底切割开，真正实现社会组织的“去行政化”，真正让社会组织回归服务社会的本真。

    不妨就从中华医学会改起，从打破“特殊利益”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