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毅贤和丈夫共生育了8个子女，这是他们的全家福

1939年在重庆期间，段毅贤(左)与宋美龄的生活秘书合影

1946年，段毅贤与丈夫王臣斌在重庆结婚

    1937年，段毅贤参军时留影 都市时报记者 宋凯欣 翻拍

    口述：段毅贤女儿王惠敏 王惠萍

    撰稿：都市时报记者 宋凯欣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侵吞整个中国。席卷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拉开了帷幕。7月28日，时任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龙云发表公开谈话，表明了云南出兵抗日的意愿。

    同年8月，龙云开始着手整编抗日新军，仅用28天时间，就装备出一支4万余人的半美式机械化部队。该部队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全军辖3个师6个旅12个团。而这支部队，就是打赢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战役的滇军第六十军。

    然而，不为人所知的是，在这支部队中，还有一支为数60人，由女学生组成的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抗日期间，她们跟随部队南征北战，专门负责救治伤员，立下了汗马功劳。

    本期口述历史专题，我们将跟随这些抗日女兵，一起走进她们的烽火岁月。

    2012年1月22日，农历除夕，晴。

    这一天，是段毅贤老人出院的日子。下午两点半，已经93岁高龄的老人回到了她位于白塔路昆纺新村的老旧家属楼中。

    尽管刚刚出院，但老人精神很好，嗓门还像以前一样洪亮。回到家中，老人并无休息的意思，而是喊着孙辈们玩了几圈麻将。一直到傍晚，老人才稍显疲态。随后，老人吃了点东西，对女儿说：“我想好好地睡上一觉。”

    王惠萍没有想到，这竟是母亲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

    1月23日清晨，农历大年初一。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王惠萍很早就起床了。像往常一样，她来到母亲的床前探望。刚走到床边，就感觉不对劲——老人保持着和前一天晚上一样的睡觉姿势，一动没动。她赶紧扶起老人，老人已经处于弥留状态了，说话含含糊糊，没几分钟，便停止了呼吸。

    彼时，窗外的鞭炮声震耳欲聋，节日的喜庆刚拉开序幕，但这一切，老人再也听不到，再也看不到了。

    经历过抗战烽火，走的时候能够如此安详，这是段毅贤的子女们感到欣慰的地方。

    崇拜秋瑾，改名参军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消息传到昆明城，群情激愤，处处都能听到抗日口号，处处都能看到抗日传单，各校学生也每天游行，号召国人积极抗战。

    当年8月，为了表明抗日决心，云南省主席龙云紧急拨款新滇币万元，仅用了28天的时间，就组建了一支4万余人的军队，并设番号为陆军第六十军，军长为卢汉。这支军队当时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军纪严明，曾被蒋介石的德国顾问称赞为“中国的骄傲”、“最有力的部队”。

    “这一年，我母亲18岁，英姿勃发，正是热血沸腾的年龄。国难当头，她和同学的救国热情一下子被激发了出来，恨不得马上冲到前线，去解救受苦受难的同胞。于是她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到省政府门前请愿，要求加入抗日队伍。”

    “也许是我母亲她们的爱国热情感动了政府吧，政府最后同意了她们的请求，将她们编入了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并随军出发。但这只是我母亲的个人决定，并没有和家里商量。而我外公当时是蒙自有名的商人和地主，家里很有钱，他觉得一个女儿家，长大了就应该嫁人，好好地相夫教子，参军那是男人干的事情。所以就从蒙自匆匆赶了过来，阻止我母亲的行动。”

    段毅贤当时就读的学校，是昆明赫赫有名的昆华女中。这所学校成立于1908年，起初叫云南省会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为省立女子中学。近代史上，这所学校曾培养出了众多的人才，其中就有邓小平的夫人卓琳。

    “我母亲当时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哪能听得进去我外公的话，于是她就以死威胁，说如果不让她参军的话，她就吞金而死。看她态度这样决绝，我外公拿她没办法，只好同意了。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她后来还给自己改了名字，叫段竞强。因为她崇拜秋瑾，秋瑾的字叫竞雄嘛，就是要超过男儿的意思，我母亲的‘竞强’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要比男儿强。”

    抗日不胜利，不谈婚嫁

    加入第六十军后，段毅贤十分激动，因为她可以真正地为国家出一分力了。为了表明自己抗战的决心，她发誓说，只要抗战一日不胜利，就一日不谈婚嫁。

    “报名参军后，我母亲她们被送到了西山参加培训，学习战地救护、军事训练和抗日宣传等。每天，她们很早就起床，爬山、射击、刺杀，风雨无阻地在滇池里练习游泳，同时还要学习演讲技巧和进行歌咏文艺表演。就这样，训练了一个多月，才正式得到出征通知。出征当天恰好是重阳节，部队在巫家坝举行了誓师大会。当时昆明就和过年一样，锣鼓喧天，欢送抗日队伍上前线去。”

    第六十军当年的行军路线是，出云南，经贵州入湖南，最后在常德集中待命。沿途，他们每经过一个地方，都会受到各地人民及抗日救国团体的盛大欢迎和慰问。部队所到之处，军纪严明，开拔时即送还借用的床凳等物品，因此军民感情比较融洽，得到当时舆论的好评，于是士气更加旺盛。

    “我母亲她们经过贵阳的时候，又补充进来了一些女兵。到长沙后，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忠的女儿张素我，还代表她父亲对女兵们进行了慰问。也是那次，我母亲和张素我结下了友谊，往后的几十年一直保持着联系。我家里现在还有她们的通信，也有张素我寄来的相片。”

    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关于幸福，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在回忆录《上学记》中这样说：“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

    回忆自己的一辈子，段毅贤老人曾说，整个抗战时期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抗战时期的中国，全国上下，不分党派、不分阶层，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整个社会生机勃勃。另一方面，当时正是国家用人之际，作为有文化、有理想的热血青年，段毅贤显然有着美好的前程。

    “我母亲当时先是在汉口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培训，然后就赶到武汉做抢救伤员的工作。后来听她讲，那时候多危险啊！炮火连天，运送伤员的船源源不断开来，码头上非常拥挤，有些伤员甚至被挤得都从担架上掉到水里了。她们就在那里日夜不停地照顾伤员。

    1938年的时候，台儿庄战役打响了。当时和我母亲在一起的女兵，很多人积极要求去前线参战，但被拒绝了，说战争很惨烈，不让女兵去。但最后还是有几个人偷偷扒火车上了前线，非常的勇敢。我母亲没有去，而是留在后方做救治伤员的工作。那时候有文化的人不多，我母亲能说会写，很多伤员就找我母亲帮他们写家书。当时的人太多了，我母亲就日夜不停地写，最后写得手都痉挛来，胳膊也抬不起了，已经记不清写了多少封家书。”

    1939年，段毅贤去到重庆，参加了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后被派往伤兵服务队和乡村服务队工作。

    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部长是他们的证婚人

    段毅贤践行了她的诺言，抗战不胜利，坚决不谈婚嫁。在重庆期间，有很多部队的小伙子追求过她，但都被她拒绝了。直至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她才与一名黄埔14期的国民党少校军官结婚。而当时她们的证婚人，则是赫赫有名的“七君子”、被毛泽东称为“女中豪杰”的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部长史良。

    “去重庆后，我母亲认识了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叫史鹏生，他是重庆一所司法学校的教员。他应该是地下党，因为他一直动员我母亲去延安，说那里可以干大事业，还能读到很多进步书籍。如果就这样的话，说不定我母亲真就去延安了，那时候的延安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多大啊！但就因为史鹏生说了一句话，‘像你这样有知识有文化，各方面这么优秀的人，去了延安至少给你个县长做。’那时我母亲心里只装着事业，听到当官就反感，哪里听得了这种话？所以两个人最终不了了之，我母亲最终没有去成延安。

    我父亲虽说是国民党少校军官，但他一直负责后勤工作，之前没有上过前线。后来他参加了辽沈战役，解放军打锦州的时候他被俘虏了，后来回到了昆明。1949年底的时候，他参加了昆明起义，之后就彻底离开了军队，回到老家和我母亲过着平淡而安定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