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黄毓英而建的毓英亭
总督署旧址
李鸿祥
顾品珍
前情提要：武昌起义爆发后，云南的革命党人迅速行动起来，已基本掌握了在昆部队的各级指挥权。同时，蔡锷、唐继尧等人确定了于1911年10月31日在昆明发动武装起义。
1911年10月27日，腾越起义爆发，打响了云南辛亥武装革命的第一枪。在此后的5天中，云南相继举行了昆明“重九”起义和临安起义，全省迅速光复。从当时国内的情况看，云南武装起义在中国辛亥革命史上，有许多可圈可点、非常值得赞扬之处。
腾越起义打响云南辛亥革命第一枪
1908年底，永昌起义失败后，滇西革命烈火不仅没有被扑灭，反而越来越猛烈。革命党人因势利导，把边疆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步步引向深入，使云南首先在腾越爆发了辛亥武装起义。今名腾冲的腾越，为滇西中缅边界之要冲。1911年10月23日，张文光、刀安仁、刘辅国齐聚干崖，决定把发动起义的地点就定在作为边陲重镇的腾越。由刘国辅负责发动蛮允、昔马、户撒、腊撤等地的巡防官兵，与刀安仁负责组织的干崖起义军和各土司署武装按时到达腾越；张文光则在腾越以进步团体“同志自治会”为基础，策动下级军官和士兵反正。三路人马里应外合，协同作战，夺取腾越镇台和府台衙门。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严令各省加紧对革命党人的清剿，由于“同志自治会”机密泄露，滇西清政府开始大肆搜捕会员。情危势迫下，张文光立即在腾越“召集骨干到五皇殿开了秘密动员大会，并按古礼吃过生鸡血酒，宣布初六举义”。
10月27日（农历九月初六）晚9时，在一片骤然响起的枪声中，张文光率领新军起义官兵以“九星旗”为旗帜，以“独立”二字为联络信号，把黑纱帕包在头上做标识，向镇台、府台衙门发起进攻，经过数小时的激战，相继占领了各署局。反动军官、陆军第三营管带张桐和第四营管带曹福祥被击毙，腾越总兵张嘉钰吞金自杀，腾越关道宋联奎投降。次日凌晨，刀安仁率干崖国民军后续部队，与刘国辅的部队抵达腾越，配合张文光义军共同扫除了残敌。腾越起义宣告成功。因为事前对起义军严申纪律，起义后“发动群众，组织学生军维持治安，各种工作有条不紊”，集市照常营业，学校坚持上课，市容恢复，秩序稳定，从而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
腾越秩序迅速恢复后，起义军立即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成立了云南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张文光为第一都督、刀安仁为第二都督、刘辅国为民政司司长的“滇西军政府。这些起义的核心领导人物全部出自布衣，不为官僚政客所控制，当时在全国绝无仅有，张文光、刀安仁、刘辅国被称之为“辛亥腾越起义三杰”。（滇西军政府后来完全接受了以蔡锷为都督的云南军都督府的领导）。
腾越起义爆发后两天之内，各族人民踊跃参军，起义军很快发展到6个营；同时得到华侨及各商家、各团体、各地土司和各族群众的大力支持；仰光“同盟会”召开大会，作出决议，派人将3万盾卢比、2万两白银送往腾越，“以济军饷”。孙中山先生也派人来协助工作。10月29日，起义军兵分三路出师：一路出永昌，一路出顺宁（今凤庆），一路出云龙，约期会师大理。11月1日，龙陵清军宣布归附。进军途中，起义队伍扩大到25个营。到11月中旬，起义军已控制了腾越、永昌、龙陵、顺宁、云县、云龙、永平等地，并继续东进，其声势之大，震动全滇。
作为在云南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腾越起义，打响了云南辛亥武装革命的第一枪，给正在准备中的昆明起义以新的触动，使原定于1911年11月3日（农历十四日）的起义提前到10月31日“凌晨击鼓”时举行，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临安起义的爆发。腾越起义使云南成了在全国第四个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
蔡锷领导昆明“重九起义”
原定于1911年10月31日凌晨3时发动的辛亥昆明武装起义，为何提前数小时于10月30日晚8时举行呢？
根据时任七十三标三营管带起义军领导之一的李鸿祥在《增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中说：“李经羲调南防之巡队两三营来省垣预防，先头已于重九之夜抵呈贡。如果起义发动稍迟，敌援兵抵昆，我军袭击即难奏效，势必形成正式对阵作战。而我军五子枪每支仅5发子弹，仅足一分钟使用，如此则昆明光复必将付出更大牺牲作为代价。”另据《云南革命伟人黄武毅公》记载：30日午前，李鸿祥正在筹划起义之时，忽又接唐继尧从巫家坝送到的手书云：“七十四标子弹皆空，不能举事，请缓期。李君阅书，顿足大恚。迨公（黄毓英）在侧，进而言曰，若再缓期，事机败矣，我等皆为俘虏矣！”
形势紧急，真是如同火烧眉毛，到了刻不容缓，不可不立即举行起义的地步。于是在这天傍晚，黄毓英和七十三标三营的另外两名排长王秉钧、文鸿揆立即行动起来正当他们连忙安排士兵去抬子弹，做起义准备时，先后被反动军官唐元良、安焕章发现，起义官兵先后将其击毙。
昆明辛亥“重九”武装起义的第一枪由此打响。此时为10月30日晚8时40分。不久，七十三标标统丁锦令其卫队向紧急集合的部队开枪扫射，义军官兵当场死伤多人。李鸿祥立即命令起义部队开火还击，并直扑七十三标本部，经过短暂激战，丁锦负伤率卫队败逃后，七十三标官兵全部成为起义部队。
晚9时左右，李根源、李鸿祥会合后，整顿了队伍，在浓浓的夜色中经莲花池从昆明北门杀入城中。
就在七十三标举事之时，蔡锷正在昆明巫家坝与七十四标革命党人召集主要军官会议，紧张筹备起义工作。在见到城中火光冲天，并传来密集的枪声后，忽然又接到第十九镇的电话：“七十三标兵变，着七十四标戒严待命，准备前往镇压。”蔡锷知事已有变，佯装答应带兵“平叛”后，立即下令整队集合。
晚上10时左右，蔡锷全副武装，带领杨蓁、范石生等讲武堂高才生来到巫家坝的大操场上阅兵。蔡锷对步兵第七十四标、炮兵第十九标官兵宣布了起义宗旨、口令、攻击目标和要求。之后，蔡锷下达了战斗命令：“今天是重阳节，我们云南新军就在此时起义。我以起义军总司令名义下令立即攻打总督署衙门，推翻清廷的腐朽统治！”
当晚12时，蔡锷与罗佩金率领这支起义部队，迅速向昆明城进发。顾品珍率领讲武堂骑兵科学生军击溃了前来镇压革命军的马标部队。随后，巫家坝起义军也到达吴井桥。凌晨3时，七十四标分别占领了城西垣、城南垣和江南会馆；炮十九标也占领了东、西、南三门附近的阵地，准备炮击总督署及五华山，与第七十三标进攻部队形成四面呼应的攻击态势。
至此，昆明辛亥武装起义因情况紧迫由部队的基层官兵提前发动而起。因为1911年10月30日是农历九月初九，所以昆明辛亥武装起义，史称“重九”起义。（待续）
回望历史
李鸿祥（1879-1963年），字仪廷。云南玉溪市人。“同盟会”会员。民国时期曾任陆军上将。1909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任云南陆军讲武堂军事教官兼教练处提督。辛亥革命后任省城卫戍司令、援川军第二梯团长，回滇后任云南第一师师长兼管全省80余巡防队，后为省长。蔡锷调京时，他也调北京任懋威将军兼总统府陆军总顾问。护国战争中任广东讨袁第一军军长等职。
顾品珍（1883-1922年），字筱斋。云南呈贡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骑兵科毕业生。“同盟会”会员。1909年回国后即任云南陆军讲武堂军事教官，学生队长。参加“重九起义”、“护国首义”。相继任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校长，云南兵工厂厂长，滇军旅长、师长，靖国第一军军长等职。1922年主持滇政时，组织云南北伐讨贼军开赴广东，被孙中山称为“仁义之师”，使云南成为最早响应孙中山北伐号召的省份。1923年1月，云南北伐讨贼军与护国第二军在广州大会师，后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参加了北伐和抗日战争。顾品珍在率军北伐途中遭到被唐继尧收买的土匪吴学显部突然袭击，猝不及防，战死于宜良县天生桥附的鹅毛寨，被广东革命军政府追赠陆军上将。
刘祖武（1886-1922年），字继之。云南砚山县人。民国时期曾为陆军上将。1909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任云南陆军讲武堂炮兵教官、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班主任、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校长、滇南驻军司令、云南护国第三军第四梯团长。护国革命后曾任云南代理督军、省长。（李晓明 史亚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