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将在北京开幕，2016年全国两会将正式拉开帷幕。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这一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十三五”期间，云南也要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云南的经济要保持8.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同时，人均GDP要从全国平均水平的58%提升到68%左右。云南要致富、要脱贫、要生态文明、也要民族团结。

　　任务艰巨。但在全国两会期间，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困难，云南或会找到更多的办法、信心与方向。来自云南省的人大代表会带什么样的建议去北京？他们过去一年履职情况如何？这些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这关乎云南的福祉、民生。

全国人大代表 李光惠

全国人大代表 秦丽云

    带着来自基层的意见

    身为一名教师，李光惠自觉有责任确保每位考生拥有平等的权利；身为一名人大代表，她认为有责任发现身边的“漏洞”。

    2013年“两会”，秦丽云（耿马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工作人员）第一次去北京。她穿着傣族服饰，坐在人民大会堂后侧14排中的一个座位上，只提出了一条“加强老少边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提议。2016年，秦丽云准备了1项提议和3条建议。这是她近一年来不断调研、考察的结果，页数不多，但沉甸甸的。

    下乡调研时，路途颠簸。路穿过茂密的橡胶林，历经几个小时的车程，才能到达目的地。到达目的后，秦丽云发现，由于当地交通不便，作物时常运不出去，只能烂在田地里。这促成了她的第一条建议：建设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完善“五网”。

　　她的另外两条建议分别是“建设法院基层信息化平台”；“加强边境维稳工作”。

　　调研中，秦丽云注意到一个特别的家庭。这是一个7口之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外公与父母相继去世，这个家庭失去了3个主要的劳动力，只能由长姐担起生活的重担。秦丽云直接体会到了一个家庭的悲剧。调研之后，她主动联系相关部门，希望确保这家的孩子们不因贫困而辍学。

　　秦丽云的“把幼儿教育列入义务教育之中”的提议，就是源于她的另一次发现。她看到，身边的很多家庭中，送孩子进幼儿园成了难题。城市家庭选择幼儿园很困难，农村孩子普遍缺失学前教育。她认为，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阶段，能够保障更多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

　　同样关注教育问题的，还有李光惠（昆明第一职业中专学校教师）。

　　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光惠都在无形的压力下忙碌着。杂事纷至沓来，可距离“两会”的时间却越来越近。会议期间，她要提出建议。每一条建议，都是在向作为“人大代表”的自己做一个答复。每一条建议的背后，都代表了无数人的期盼。

　　李光惠准备提出的建议是“完善艺考考试制度”。

　　一次，李光惠听到学生抱怨，“还没考试呢，一些人就知道画什么了！”这意味着考试题目可能被提前泄露。听到消息，她感到愤怒笼罩全身。经过调查了解，她发现，艺术类考试的制度或许真的有待完善。身为一名教师，她自觉有责任确保每位考生拥有平等的权利；身为一名人大代表，她认为有责任发现身边的“漏洞”。关注艺术考试多年，这条建议终于要落在纸上了。

　　提出建议，总会得到回复。去年两会，李光惠“在初中、高中开足开齐音乐课、美术课”的建议，得到教育部重视，并邀请她去北京，就她的建议进行回复。这也让李光惠感觉人大代表工作更有动力，同时也无形地增加了她的压力——因为，为老百姓发声，是一件严肃的事。

全国人大代表 李红梅

    带着“为民发声”的压力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场上一开口，李红梅只记得“大脑一片空白，紧张得小腿打战，心怦怦跳”。

　　今年去北京开会，出发之前，李光惠特别挑选了几件颜色艳丽又端庄的衣服，显得“喜庆点，庄重点”。

　　她还记得第一次坐在人民大会堂里的情景。自己坐在全国各行业的精英当中，既兴奋又激动。时任总理温家宝宣读政府工作报告时，“构筑现代化教育体系”瞬间击中了李光惠，虽然只有一句，但她知道，接下来教育体系将发生变化。她拿起笔，在这句话下面重重地画了一横。她想，今年的会议中，一定有这样的一瞬间。

　　开会时的每一天都过得很快，李光惠常常觉得会议资料太过丰富，“需要消化”，直到半夜1点才休息。

　　与李光惠不同，李红梅（云南省文联戏剧家协会秘书长）的行李箱中，带着不同款式的白族服装。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件盛大而隆重的事，在李红梅的记忆中，每年，在人民大会堂门口，都会有大量的记者将镜头对准云南代表团。团里不少代表身着不同风格的民族服饰，绝对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今年是第四年了。”谈起自己履职的时间，李红梅的心情有些复杂。一届人大代表的任期为5年，当选为人大代表的第一年，她还懵懵懂懂，抱着学习的态度参会、提建议。之后，经过几年的培训、调研，“我准备起跑了，但我的履职时间也快结束了”。

　　李红梅第一次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2012年。第一次发言，她打算提出“边境文化安全”的提议，并且反复背诵过发言内容。作为一名演员，她拥有丰富的表演经验，但在会场上一开口，她只记得“大脑一片空白，紧张得小腿打战，心怦怦跳”。

　　经过规范的学习，她逐渐懂得怎么发表建议。从事文艺工作36年，李红梅长期在云南省话剧院工作，她了解云南艺术家的渴望。云南作为多民族省份，拥有白剧、彝剧、傣剧、壮剧四个剧种，这些少数民族剧种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去年，李红梅提出的建议是《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扶持和重视》。之后，人大常务委员会给出答复：她所提出的建议被列为“重点建议”，交由国家民委督办。

　　今年，李红梅计划结合去年的建议，呼吁对剧场建设给予资金扶持。作为云南的省会城市，昆明的剧院太少。而之前李红梅到珠海调研时发现，当地人出门不到两公里就能到剧院。从事文艺工作多年，她深知，建设剧院，是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必不可少的一环。

　　“履职一届代表不一定要做几件事情，能在国家的文化方面起到一点作用，我就很欣慰了。”她说。

全国人大代表 陈科含

    带着人民委托的使命

　　陈科含长期接触城市职工群体。在走访慰问时，她发现，城市贫困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李红梅的另一项建议，与“延迟退休”有关。

　　过去一年，李红梅不断听到关于“延迟退休”的讨论。调研了很多单位后，她发现，大家最担心的是，“延迟退休”会影响年轻人就业，并且减少优秀人才的晋升机会。“该退不该退，应该双向选择。”李红梅希望，实施“延迟退休”后，单位对应退休人员实行测评，通过上下级与同事之间的互评和自评，决定退休人员的去留。

　　代表们的议案往往源于日常生活，又与国家和地方的工作息息相关。陈科含（昆明家乐福超市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拟定了一份建议——《关于着力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建议》。

　　陈科含长期接触城市职工群体。在走访慰问城市困难群体时，她发现，城市贫困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低保对象7089万人，其中城市低保对象1880万人，城市低保对象已占到低保数的26.5%。

　　按照城市贫困人口通常是城市享受低保人数的2倍以上测算，我国城市贫困人口达3754万人，占城市人口的6%。经过调研，陈科含认为，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缺陷、收入差距过大、物价上涨过快等众多原因，导致了城市人口贫困状况加剧。

　　今年前往北京，陈科含带着四点建议。她希望，党委、政府能尽快制定解决城市贫困群体的发展战略，同时促进充分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从政策、源头、制度保障、增加收入多方面着手，共同解决城市人口贫困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 李松泉

    扶贫，对于云南而言，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李松泉（普洱市司法局政治部主任）两天前抵达昆明，入住云南省人大代表服务中心，他是来自普洱市的全国人大代表。他的行李中，随身带着拉祜族的民族服饰。相比起第一次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随着履职年限的增加，他觉得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去年调任普洱市司法局政治部主任之前，李松泉一直在澜沧县的乡镇工作，他很了解乡村茶农的无奈。在澜沧县的乡村，茶农的收入并不高。许多茶农拥有几亩或是十几亩茶园，但收入却只有几千元。“古茶每公斤能卖到五六百元，但生态茶一公斤却只卖十多块钱。”李松泉到乡村走访，农户向他道出难处：“当地茶叶价格低，远的地方我们去不了。”

　　澜沧县的乡村以种植茶叶为主，但大部分村子还是土路，交通不顺畅，水利设施也缺乏。“现在是干季，没有水灌溉，茶叶发不出来。”李松泉说，村民自己挖了沟渠、水塘，用木头围起来蓄水灌溉。但雨季一来，木头围起来的堤坝常被冲垮，无法蓄水，只能依靠无常的雨水。

　　“茶叶价格低，茶农的积极性也不高。”据李松泉了解，目前茶园每亩产量为四五十公斤，茶农迫切希望普洱当地能建立龙头企业，统一收购茶叶，增加农民收入。

　　李松泉认为，普洱扶贫的关键，在于改善交通和增加水利设施建设。今年去北京，他准备建议国家“加大对边境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同时，他还打算建议国家支持景迈山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景迈山拥有千年万亩古茶园，“申遗对云南茶叶发展、对边境脱贫都相当有利。”

2015年两会期间，云南代表团的铁飞燕（左四）等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外留影。

    带着调研与思索的成果

　　“虽然今年不能去北京，但我将继续关注两会，提交我的调研成果。”这是“90后”代表铁飞燕的心声。

　　作为司法工作人员，李松泉还打算提出“社区矫正工作”和“禁毒”方面的建议。

　　目前，我国并没有一部专门针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社区没有执法权，这导致了社区在对涉毒人员进行监管时程序复杂。出台《社区矫正法》则有利于简化程序。针对普洱戒毒人员被送往西双版纳、玉溪等地戒毒的现状，李松泉希望，普洱能建立一所强制戒毒所。“由于离家近，戒毒人员也更有信心。”李松泉说。

　　也有人大代表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赴京，但他们仍然拿出了自己的建议。

　　因为待产，铁飞燕（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昆明东管理处小喜村收费站副站长）无法参加今年的全国两会了。但她依然提交了两份关于公路建设的建议。

　　三年前，当铁飞燕作为“90后”人大代表，被媒体围追堵截，询问她“打算如何履职”时，她只能看着镜头，认真地努力回答每一个刁钻的问题。现在，铁飞燕用实际行动作出了回应。这位“90后”人大代表称，日常工作之余，“百分之三四十的时间，都放在了人大代表的相关工作上”。

　　“村里有多少年轻人”、“低保有多少”、“村里有哪些扶贫政策”是铁飞燕调研时常问的问题。她每年都参加由“中国青年政治支教团”组织的为留守儿童支教的活动，关注留守儿童权益保障问题。隔一段时间，她就会去农村走访一次，调查当地最需要哪方面的帮助。凡是调研过的村子，她都能大致知道当地的经济状况。

　　铁飞燕曾目睹过一个普通家庭因医疗费用高昂而被“掏空、返贫”的悲剧。她认为，“精准扶贫”不是在物质上给予贫困家庭帮助，而是从硬件设施上，从教育、医疗等问题上对农村给予帮助。

　　2016年，铁飞燕仍旧关注西部地区路网交通建设。她关注到省二级公路的还贷问题：自2012年取消收费后，云南的很多二级公路还遗留大量欠款。“希望问题及时解决后，云南交通建设能继续发展。”（都市时报 记者古穆斓 付静萍 张玉杰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