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天烽火”与“遍地弦歌”本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情景，但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两者竟交织成撼人心魄的乐章，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抗争史上的一大奇迹。
七七事变后，我国河山相继沦陷，人民沦为鱼肉，文化遭遇劫掠，侵略者妄图让中华民族“亡国灭种”。为保 “文脉”，在国民政府的统筹下，大学大规模内迁，文人也走上“长征”路。于是，在抗战大后方西南便出现了弦歌不绝的文化繁荣景象。边城昆明，似乎成了中国离乱时世中的一个风虎云龙际会之地。
钱穆、沈从文、冯友兰、金岳霖、梁思成、严济慈……一大批知识分子与昆明结下不解之缘。在物质极度匮乏的生活环境中，在背景离乡的战火中，他们在云南人民的支持下，用另一种方式抗争，发展壮大“中华之文脉”，划出一道又一道灿烂的轨迹。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从这些大师身上折射出来的，是家国情怀、是学术专注，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刚毅坚卓的精神。
70年后，当我们走近他们，重拾那些逝去的光阴，扪心自问：大师们的精神如何得以继承弘扬？艰苦离乱中，他们如何取得那些辉煌的成绩？我们真的探究清楚了吗？
追忆似水年华，应叫青史有专篇，应叫篇章照后人。
流金岁月
烽火连天，大学大规模内迁
1937年11月，在南京到遥远西南的山道上，一群师生赶着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鹅、北京鸭等良种实验家畜，艰难赶路。来不及去管远处的枪炮声和四处弥漫的硝烟。他们是中央大学南京三牌楼农学院的师生。历经千辛万苦，一年后，这些师生赶着牛羊，终于到达了重庆。校长罗家伦与他们相拥而泣，像是“乱后骨肉重逢”。
七七事变后, 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神州大地，国土相继沦陷。一时间烽火连天起，家园离散，“莽歌泣菊牙，凤凰悲桐芳”。
日寇每攻占一个城市,均有计划地摧毁和破坏中国文化:焚毁出版机构、破坏大学、占领学术机构、劫掠图书文物、残害知识分子……妄图摧毁中国的文脉，让中华民族“亡国灭种”。
据统计，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8月底，我国108所高校，有91所遭到破坏，10所遭完全毁坏，25所因战争而陷入停顿。
为了保存“文脉”，也为日后重建大业储备人才，不甘附逆的中国大学，在国民政府的统筹下，纷纷内迁。
北平沦陷之初，这里的知识分子，都在面临艰难的抉择。吴宓深感悲愤无望，在日记中写道:“闻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
而此时,同为清华大学教授的朱自清、闻一多等也在为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到底该以羸弱之躯亲赴战场，还是该保住文脉，使“弦诵不断绝”。
最终，为了保全民族根基，知识分子们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文人长征”，栉风沐雨，翻山越岭，向西，向西！
沿途，日寇的飞机狂轰滥炸，师生们及家属带着若干吨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财产的损失、人员的伤亡，难以计数。
文人长征，昆明成了“桃花源”
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最先遭到日寇破坏，他们也最先行动，开始南下迁往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来，日寇铁蹄逼近湖南，他们只好于1938年2月再度迁往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
从此，边城昆明，似乎成了中国离乱时世中的一个“桃花源”，引群贤会聚，若星汉灿烂。当年交通极其不便，从北京、上海等地到昆明，要换乘各种交通工具，甚至绕道香港、越南，然而时事所迫，数年间，仍有众多的名人名家聚集这里：刘文典、金岳霖、梁思成、吴晗、沈从文……
文学家施蛰存曾多次提到云南大学贡院挂的一副门联：“文运天开，风虎云龙际会；贤关地启，碧鸡金马光辉。”“我觉得这副对联表现了当时的云南，真是一个中兴根据地的气象。”
冰心也很喜欢昆明，称昆明是彩云之南的“北平”——那一片蔚蓝的天，春秋的太阳，满城的鲜花，“闲散而脉脉温情”。
这些俊彦之士来到昆明，和云南人民一起度过了一段艰难而又振奋的日子。沈从文、汪曾祺都曾在后来的多篇文章中热情洋溢地怀念过在昆明的岁月。
汪先生对昆明最难忘的记忆，就是饮食美味、花草树木、风土民俗以及联大的教授和同学。那时联大师生们常常活跃在现在的文化巷、文林街一带。汪先生说：“我的最初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文林街上）里写的，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他还在《昆明的雨》里写过一个动人的画面：“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市斤酒（装在上了绿釉的土磁杯里），坐了下来。雨下大了……我们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四十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我想念昆明的雨。”
战火纷飞中，知识分子们怡然自得、苦中作乐，本身就是对侵略者的一种反抗和不屈，为后世留下众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
史海钩沉
弦诵不绝，永远的未央歌
史家认为，那些艰苦的岁月中，文人大家们在云南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含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神秘力量。
昆明西山下的4年生活，是物理学家周培源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但就是在龙门村的小阁楼上，将自己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为抗战服务的流体力学湍流理论研究上，并首次在国际上提出湍流的脉动方程。
在宜良郊区，同样时任西南联大教授的钱穆先生，则写成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国史大纲》，在国难版的扉页上，他把该书献给“前线抗战为国牺牲之百万将士” 。
物理学家严济慈住在昆明植物研究所的两间陋室，一边开展救国社会活动，一边勤耕科研，无线电发报机、五角测距镜、望远镜这些当时急需的先进产品，都是在严先生的努力下得到发展。
蕴含中国文化根基的中国大学不仅没被炸垮，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取得辉煌的成绩。日后正是从西南联大这所昆明大学里，走出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走出了“两弹一星”的元勋邓稼先、朱光亚等人，走出了汪曾祺、穆旦、鹿桥等文学家……那真是一个大师涌现的年代，即使在今天看来仍难以想象。
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说，他的父辈们在最艰苦的时候也曾作过最坏的打算，那就是“倘若国破，则以身殉”。但他们相信只要学术研究不中断，教育事业不中断，文化传承不中断，中国就能以此为契机实现复兴。这或许就是大师涌现的源动力。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在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的时刻，从这些大师身上折射出来的，是家国情怀、是学术专注，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刚毅坚卓的精神。这被作为联大精神的象征为后世铭记。
战争从来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决定战争的力量在于国家民族背后的文化、经济、政治甚至是学术的多重较量。硝烟弥漫中，众多大学师生之弦歌不辍，这本身就是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
70年后，当我们走近他们，重新拾捡那些逝去的光阴，扪心自问：大师们的精神如何得以继承弘扬？在物质极度匮乏的生活环境中，在背景离乡的战火中，他们如何划出那些灿烂的轨迹？我们真的探究清楚了吗？
鹿桥在长篇小说《未央歌》里，称联大生活是“既像诗篇又像论文的日子”。追忆似水年华，那些日子带着抗战的血泪、带着人性的坚贞与砥砺，带着昆明的美好，成为永远的传奇。
旧迹今貌
寻找文化巷11号
曾经承载过无数名人大家的小院，如今已“面目全非”
7月的一个午后，我们在滂沱大雨中来到文化巷，奔着一个门牌：文化巷11号。这里曾经先后居住过钱钟书、吕叔湘、施蛰存、杨武之、杨振宁父子……我想我可以通过那间充满文气墨香的老屋，探寻大师们在昆明生活中留下的点滴痕迹。
然而，现实总是让人失望的。
文化巷的“前世今生”
眼前的文化巷藏在居民区和学校之间，长度不足300米，且窄。两边酒吧、餐厅、商店林立，熙熙攘攘，多了些喧嚣，少了点文化的影子。
旧时此巷因地处北城脚荒野而被叫做荨麻巷。也是这个时期，疏散到昆明的西南联大在北城外修建校舍，师生们进城回校都要走过荨麻巷，荨麻巷于是热闹了起来。因沈从文、冰心、李公朴等文人，经常坐在文化巷某个小茶馆谈笑风生，渐渐地，荨麻巷被改为文化巷。
事实上，当时居住在文化巷、文林街一带的，还有许多名人大家。沈从文就经常邀请老舍、金岳霖、林徽因等人造访自己位于青云街的一座小楼，谈论小说、戏剧和哲学。
一时间，这个曾经荒僻的地方成了名人的聚集地，文化的碰撞场，成了这一群被国难驱使、为理想牵魂的文化精英们温暖的港湾。
上世纪50年代，随着附近院校扩建、新建，文化巷成为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三校师生往返文林街的通道。到了上世纪90年代，文化巷附近的留学生院里的“老外”越来越多，巷内开起了一个个装饰别致的小咖啡馆，外国留学生们聚集其间，昆明的美女帅哥也涌到咖啡馆里和老外们交流。
慢慢地，文化巷被称为昆明的“洋人街”，出现了各种菜馆，除了西餐，韩国菜、印度菜都能在这条巷子里吃到。许多老房子、老建筑在历史的车轮中已难觅踪影。再后来，一到晚上就有很多人到文化巷摆摊，经常造成道路拥堵。
文化巷，就像个商品市场，离文化已经越来越远。回想过去，已成了一个飘忽的梦。
钱钟书的“冷屋”难觅
短短300米的巷子，雨中来来回回走了几遍，并没有发现11号的影子。好不容易在一排商铺中发现了一条窄巷，走进去，却是文化巷10号——一栋老式居民楼，文化巷12号的一排商铺就紧挨着它，唯独不见11号。
询问商家，大都不知详情。好不容易碰到一位在文化巷10号长大的姑娘，她说，从小就没听过11号，也没听过钱钟书故居。
无奈来到片区派出所询问，几位值班民警表示，文化巷的门牌号有点乱，从没听过文化巷11号，还有民警称：“被拆了，可能是公厕那里。而民警们对“钱钟书、杨振宁住过的房子”也没有印象。
沮丧中，我们坐在文化巷的一间餐厅里，仔细梳理史料。在许多传记和回忆录里，确实多次提到这个文化巷11号。虽然当时小院不大，有些破败，被钱钟书戏称为“冷屋”，但不至于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1938年，年仅28岁的钱钟书从英法学成归国，在冯友兰、吴宓的推荐下，被清华大学聘为外文系教授。钱钟书曾在一首题为《昆明舍馆》的诗作中这样描述过他的住处：“屋小橼深昼不明，板床支凳兀难平，萧然四壁埃尘锈，百遍思君绕室行。”钱钟书称“屋小如舟”，在此写了一系列嬉笑怒骂的妙文，辑为“冷屋随笔”。
彼时，学生们多在文林街的店铺里勤工俭学，教授们也要放下身段在外面营生以补贴家用。然而，艰苦、清寒的生活并没有让他们胆怯、退缩。
一年后，钱钟书因父亲生病回家，未再回昆。再其后，他以联大生活为背景，写成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围城》。
同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的吕叔湘与施蛰存迁入文化巷11号。施蛰存曾形容此院：“我们住处的楼下面是个花园，那里还有许多松树，松树丛中有很多小松鼠窜来窜去。”后来，吕叔湘成为一代语言学宗师，施蛰存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
奇女子林徽因自建居所
据史料记载，文化巷曾经被日本飞机轰炸过，那么，老屋是否已被炸毁？
1941年间，日本飞机频繁光顾，成吨的炸弹倾泻在高原上，联大和云大许多建筑被炸毁，“文化巷无一存者”。此后，为躲避空袭，联大教授普遍迁至郊区居住。其中，冰心、吴文藻夫妇迁往呈贡的“默园”，周培源迁于西山下龙门村。而最富传奇色彩的就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当时在昆明北郊龙头村自己设计建造的一处居所。
对这两位伟大的建筑学家而言，一个国家最可贵的财富，绝不仅仅是那些失落在荒郊野岭之间的古代建筑遗迹，他们穷尽一生之力去探寻的，是埋藏在这些遗迹之中的文化传承和精神力量。国难当头，在林徽因的全力支持下，梁思成拖着病残之躯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从而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中国的建筑史要由中国人自己来书写。
危房中追忆少年杨振宁
文化巷11号确实在1941年日军的空袭中被毁，但不久，就在原址处修复民居，这个原址应该还是存在的。于是，我们继续寻找。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具体的位置。
原来，老宅的门牌号已从11号变更为文化巷27号。对门的老居民张奶奶说：“前几年杨振宁还回来看过呢！”
可这是一个怎样的房子？低矮、破败，院中杂草丛生，被四周怪异的碉楼式楼房包围。许是房顶漏雨，住户用许多五颜六色的塑料袋盖在上面，用砖头压住，远看像一堆垃圾在风雨中摇摇晃晃。
推开柴门，里面一个天井，积水过脚裸，青苔泛绿。一根生锈的铁丝，几件衣物晾晒，雨中更添阴暗潮湿。就在这时，屋里闪出一个黑衣少年。14岁的他随父母从贵州来，在钱局街农贸市场卖菜，两三百元钱租住了院子里其中一间房子。
曾经承载过无数名人大家的小院，如今却变成这般光景，不由心生悲凉。从14岁少年羞涩的眼神中，我仿佛看到了70多年前，院中那个活泼张扬、意气风发的16岁少年。
1938年至1940年，16岁的杨振宁考入西南联大，随时任联大数学系主任的父亲杨武之来到昆明，住在这个小院。
中学时代的杨振宁聪明而早慧，数学念得非常好。有一天，他认真地对父亲说：“爸爸！我长大了要争取得诺贝尔奖！”。父亲鼓励儿子说：“好好学吧！”没想到，这个玩笑，在西南联大一传十、十传百地传了开来，人们戏言：“杨武之的儿子数学很好，为什么不子从父业攻读数学而学物理？哦，因为数学没有诺贝尔奖！”
一语成真，20年后，杨振宁和同为联大学生的李政道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奖。他多次深情地说：“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西南联大度过的6年时间里培养起来的。”
收起思绪，走出院子。一股浓烈的烧烤味扑鼻而来。看着光怪陆离的商品，熙熙攘攘的人流，恍如隔世。尴尬似乎不仅在那幢房屋，也在我们这个年代。（记者曹红蕾 摄影李进红）
参考资料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
作者 陈平原
《西南联大启示录》
作者 张曼菱
《西南联大——昆明记忆》
作者 余斌
《未央歌》
作者 鹿桥
